随着电影节数量的增多且更加多样化，它们已经构成了一种分散但强大的发行系统。每个电影节都在寻求世界级的电影制作者。哪些没有被制片厂经典部门购买的电影也可以依靠电影节进行放映，使得这些电影能够在世人面前获得展示自己的机会。成千上万的此类电影要在电影节上占据一席之地，电影节成为了那些缺乏商业前景的电影至为重要的流通机制。
1900年代，亚洲电影在全球的异军突起，部分原因在于洛迦诺、多伦多、温哥华电影节充满活力的策划安排。在鹿特丹和其他地方，香港电影通过午夜放映获得了认知。
这么一项项列举电影节举办的目的下来，我们不难发现，电影节本来就是一个供电影从业者和爱好者交流的平台，为未来电影的发展和电影文化的传播提供更多的机会。
就像是达沃斯、索契、博鳌，如果没有戛纳电影节，恐怕不会有如此多的人会一年一度地去关注戛纳这个法国省会城市。
当然还有中国人独有的关于它的称谓的一番疑惑与讨论。“戛纳”一词是由法文名Cannes音译而来，为保持音译的准确性，应读作“gānà”。之前的词典中，戛字只有“jiá”这个读音。2012年7月出版的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规范戛纳的正确读音为“Gānà”，并在第414页注明：“戛纳(Gānà),法国地名”。
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亮相
戛纳、电影、花边及其他
与一般节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戛纳电影节也要走完自己的一个完整流程，电影节组委会公布评委名单、宣布入围各个评选单元的影片以及开闭幕影片、开闭幕式以及宣布最终各个奖项花落谁家。有了这个流程单，无论是电影人、媒体人，还是影迷，心里就都有了底，静静等待意料之中的“彩蛋”砸下来。
某人意外入选评委会、杀入入围名单和最终获奖的“黑马”、红毯上的女星“走光”，等等。
范冰冰作为本届戛纳电影节的评委，算是有了一块“免死金牌”，走红毯、参加各类其他相关活动，自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还有一个中国大陆电影创作团队也在最后关头拿到了这样的资格，那就是来自甘肃的电影导演李睿珺自编自导的《路过未来》在戛纳电影节的“补片名单”上入围“一种关注”单元。本片的入选多少让原本有些失落的国人有了一些安慰。
当然，今年戛纳红毯上的最大“彩蛋”还是如约而至了。中国内地艺人徐大宝在其个人微博上发布一组她走戛纳红毯的照片。照片中她身着一袭露背红色长礼服，裙摆上规律点缀五颗黄色五角星。该礼服与中国国旗在组成元素、颜色搭配等方面一致，由此引发网友关于“侮辱国旗”与“宣扬中国风”之争。
由此，没有作品参赛或参展，中国电影人要不要到戛纳去“蹭红毯”的话题再一次被从箱子里翻了出来。
威尼斯电影节
电影节的红毯本来就是用来“蹭”的
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蹭红毯”，这样的“红毯”该不该蹭？这还得从电影节的起源和举办目的说起。
作为战后电影发展的国际性创新，电影节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已然成为世界电影文化中的中心机构。最显而易见的，电影节就是一种经由专家评审团的评审而颁奖给某些影片的一种竞赛。因此，那些在“竞赛单元”放映的影片，将成为一个国家电影文化的高品质代表。最典型的是1932年至1940年间在墨索里尼的赞助之下举办的威尼斯电影节。
战后时期，电影节也有助于大众确立高级欧洲电影的观念。电影节展示的影片也许能吸引一些国外发行商。获奖会给一部影片带来经济上的效益：导演、制片人和明星们获得了荣誉以及他们此后的影片可能的投资。同时，还会有很多影片在“非竞赛单元”展映——这是放给新闻界、公众，以及感兴趣的制片商、发行商和放映商看的。
威尼斯电影节于1946年恢复，戛纳、洛迦诺和卡罗维发利的电影节也在这一年创办。战后数年，世界性的电影节持续增多：爱丁堡、柏林、墨尔本、圣塞巴斯蒂安与悉尼、旧金山与伦敦。还有关于短片、动画片、恐怖片、科幻片、实验电影的电影节。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影展中的影展”，通常是专门展映来自重要电影节的杰出影片的非竞赛性活动。
到了1960年代初期，一个电影爱好者就能一年到头不停地参加电影节了。
大多数非好莱坞长片电影——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到后殖民世界的电影——通过电影节赢得了国际声誉。电影节使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有影响力的作者导演、各种新浪潮和青年电影、第三世界政治电影制作，以及始于1970年代的大多数新趋势获得了关注。
在录像带使电影作者得以提交影片作为试映之后，电影节开始激增。1981年，大约有100个每年举办的电影节，到了2001年，则超过了700个。到20世纪末，电影节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发行系统，也许这是好莱坞的唯一竞争对手。
数目如此繁多的电影节有着各自不同的举办目的。大多数电影节是纯粹的地方事务，给小城市的观众带来了没有任何别的机会可以看到的电影。有些电影节旨在推广旅游，有些是为了表彰本地的电影制作。还有很多电影节是主体性的，集中关注特定类型或主题。
有时电影节会成为一个地区强大而动人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重塑一个国家的文化。1960年代悉尼国际电影节开始与澳大利亚电影审查制度对抗，并最终赢得了所有电影不做修改就可以上映的权利。
电影节也让地区文化得以展示出美好的一面。几乎可以肯定，西方人对伊朗的态度因为在电影节上获得如此众多奖项的人道主义电影而缓和下来。伊朗著名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策略性地将电影关注视角转向伊朗的儿童和青少年，例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等，这一系列的电影让世人开始关注伊朗儿童和青少年内心的美好追求，展示出了伊朗人对生活的热爱。类似的导演还有贾法尔·帕纳西、穆赫辛·玛克玛尔巴夫，等。
电影节对好莱坞之外的电影的营销至关重要，它让媒体聚光灯聚集在小预算电影上。例如某部电影获得影评人的一致好评，或者它斩获奖项，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宣传。对于那些利用政府补贴制作的电影来说，在大名鼎鼎的电影节上占得一席之地，就确证了投资机构对影片的支持。
随着宣传而来的是生意的成交。一些电影节资助电影拍摄，例如鹿特丹的龙虎大奖支持亚洲青年电影制作。一般来说，电影节把电影制作者和发行商联系起来。与电影节展映并行的是，戛纳经营了一个让成百上千家电影公司得以向潜在买家展示电影的市场。只要某部电影被买下了地区发行权，制片商就能利用一个电影节来推广这部电影。戛纳电影节就曾经为《钢琴课》《破浪》《卧虎藏龙》创造了世界性的知名度。
北京国际电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