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民国时期,所有学校都是自主命题,各自为战。这其实造成了中国大学的混乱局面。
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连博士学位都无法授予,就连有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校也是寥寥无几(只有西南联大这几所)。很多大学成为了一种“预科学校”,即为西方教育制度储备人才。民国的学术人才,要完全要依赖西方的输送,但这如何可以满足一个国家的人才需求?
难怪后来钱穆对民国的教育制度颇为诟病,“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说不是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考试制度之废弃,仅其一例。”
民国时期的考试,也经常变得非常随意。最有名的就是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出的考题。陈寅恪出了一个对联,即“孙行者”。一时被传为佳话,直到现在还被人们津津乐道,当成民国学术思想自由的一个例证。
不过,从考生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考试未免太过随机,也不可能全面考察一个考学的学问与学识,将学生们一生的命运当做儿戏。
科举的废除,伴随的是中国公平公正门径的消失,带来的是混乱的教育局面。那些主张废除高考的人,民国的案例可以给他们敲一个重重的警钟。
马克思说,“一切历史事实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科举的悲剧,不知道会不会有助于在未来将高考变成一场满足所有人需求的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