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杜赞奇。资料图 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的新作《全球现代性的危机》刚一出版就备受关注，近日，中文版终于面世，里面回应的都是最紧迫的时代问题。 这是一个双重危机的时代，既是“超越”（transcendence）的危机，也是环境生态的危机。 什么是“超越”？一个不可侵犯的、神圣的道德空间，根本上可以是非宗教的，仍然可能为人类理想提供条件。“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普世的世界”，杜赞奇教授看到了现代普世主义的失败：它其实一直没能将其目标与生活中活生生的感情、象征的力量成功地联系起来。 生态危机则再明显不过，这是一个富人过度消费而穷人连最基本的能源和生存资源都无从获得的时代。相伴相随的是社会动荡不安，杜赞奇教授提醒我们叙利亚内战始于一场前所未有的旱灾。 他来到茅山，看到了上百公顷的风水林、复兴寺庙社区来保护当地生态的道士和村民，“尽管他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环保意识，但关心身边的自然”。他还看到了一条线索贯穿了亚洲的传统，从甘地用环保运动对利维坦的挑战，到泰国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佛教环保运动和“活跃森林僧侣”运动，到释证严法师领导的中华佛教团体，里面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 现代的灵修和具有包容性、融合性的亚洲宗教传统是不是能够开始新的对话传统？来批评、反对或纾解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联合进攻对这个星球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对于未来，“我是乐观主义的，而我之外的人都是悲观主义的。” 澎湃新闻记者就新书对杜赞奇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 澎湃新闻：您的写作主题，从基层社会生态，民族国家建构，怎样走到了这次的现代性危机？哪些事件促发了您的思考和写作？ 杜赞奇：最初我要写一本关于中国宗教的书，然后发现一些被忽视的材料非常有趣。我研究了轴心文明的理论，研究了里面的超越，意识到今天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的超越存在了，现代化宣布历史的终结，所以我想在宗教中找到一些超越的资源，来理解今天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环境的问题对我来说也很重要。于是，这两个想法结合到了一起，我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只开了一门课，就是中国宗教，在课程中我们讨论不同超越的类型，后来我就将其进一步发展了。 我得承认，正如很多人知道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对我的影响很大，它们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那是我19、20岁的时候——这也是年轻人很容易有精神危机的年龄，以前是这样的，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了。在这之前我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并不确定自己想做什么。后来我对生活的态度更严肃了。还有就是基督教的影响，我身边有很多人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他们虽然不做日常的宗教实践，但是积极地关注着社会公正议题，其中多少有一些超越的东西。很多在我生活中重要的因素结合在了一起，影响了我的思考。 澎湃新闻：今天，除了新自由主义，反恐也许是唯一的新的压倒性的全球意识形态，它本来是对“超越”的反应（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渐渐地甚至似乎成为了“超越”本身（民粹主义的狂热），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杜赞奇：我不这么认为，它纯粹只是对恐怖主义的反映，里面没有什么理想主义的成分。有趣的是反恐中有怎样新的想象，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围绕着反恐，有那么多的监控、机构、势力，他们都在阻止有想象力的思考。反恐的确是一个共同的信念，但这种信念只是让人们更顺从了，更遵守纪律，更多禁区，而没有什么动员的能力。 澎湃新闻：该怎样看待今天全球的政治伊斯兰？应对的方法是不是重拾如苏菲主义的对话和包容传统？在今天这样一个宗教冲突的时代，您提醒历史上中亚、西亚佛教和穆斯林社会的联系，其实代表了一种早期的世界主义。 杜赞奇：伊斯兰作为激进的超越，是一种潜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这种潜能是没有实现的，除了在战争时期。因为伊斯兰帝国要统治、管治很多不同的社群，不能只是强加，它并没有那么激进。那么18世纪中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沙特的瓦哈比派发展了起来，变得很激进化，不宽容。很不幸，瓦哈比在政治上的灵感来自南亚的一个学派——但是所有伊斯兰知识分子运动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然后被沙特的国家采纳了，我想它可能是一种对欧洲现代性的回应。 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当地的社群的边界越来越坚硬，瓦哈比派不再对苏菲主义宽容，尤其是对非洲的、南亚、东南亚的苏菲主义。他们的做法是资助大量的钱在伊斯兰学校的教育上，灌输越来越多的不宽容，比如在东南亚就是如此。就在最近二三十年，温和的苏菲派的声音完全沉默了。政治的因素非常重要，我认为美国并不真的敢与之对抗，因为美国如此依赖沙特，这是全球原教旨主义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我认为沙特政府可能不是直接资助ISIS，但是沙特的一些有钱人这么干过。 澎湃新闻：特朗普刚刚访问了沙特。 杜赞奇：是啊，他们是朋友。在原教旨主义背后，沙特政府扮演的角色很关键。当然，现在已经蔓延开来了，即使打击掉沙特政府，也无法阻止原教旨主义了。 澎湃新闻：如您所说，伊朗革命和“圣战者”曾经代表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两个西方选项的祛魅。 杜赞奇：在很久的时间里，什叶派的伊朗和逊尼派的沙特都是非常竞争性的关系。什叶派对伊朗人是非常重要的认同。但我认为比起瓦哈比派，什叶派对世界没有那么危险，对于革命和改革还有很多真诚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仇恨，仍然在寻找一个积极的未来，仍然是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超越。瓦哈比派完全就是政治的忏悔式（confessional）宗教。 革命永远会被敌对势力所包围，这些敌对势力不希望革命成功，就像列宁说的，被资本主义所包围，因此必须强壮起来。但是强壮起来，就意味着可能变成独裁的政权，从而失落了理想。伊朗也有这个问题，它同时被美国和其他逊尼派国家包围。所有忏悔式的政治革命都没有什么希望，国家容易变得独裁，因为他们说我们有未来的理想要追求，所以要让人们臣服，杀死很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