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上的“赤裸生命”有何不同

【编者按】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提出的“赤裸生命” 是后现代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何谓“赤裸生命”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汪民安近日撰文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汪民安。

（一）

我们今天的生命（life）概念，在古希腊则有两个词来表达。一个是Zoē，一个是bios。zoē指的是动物生命，它仅仅意味着活着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它指的是动物和人所共有的生命形式。而bios指的是生存形式或者生存风格。它意味着生命应该有一种特殊的形式，生命应该建立自己的具有某种特殊风格的生存形式。这样，bios就排除掉了动物的生命——动物不可能给自己建立一个生活形式，它是按照本能行事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bios指的是人所特有的生命形式。但是，人可以给自己建立什么样的生命形式呢？或者说，人怎样超出自己的动物生命而获得属于人所特有的生命形式呢？也就是说，人怎样从zoē的状态进入到bios的状态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人那里，生命从zoē到bios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只有参与公共政治，人才能获得一种bios，动物性的生命才能转化为政治生命，人才能从动物生命转化为人的生命。

阿伦特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对她来说，行动，积极行动，人只有和人打交道，人只有进入公共生活中，才能获得政治生命。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过城邦生活是人的本性，一个脱离城邦生活的人，要么是神，要么是动物。城邦生活是良善生活，人的本性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充分实现。对阿伦特来说，参与公共生活，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共同体能给人以保护，一个人只有从属于政治共同体中，他才能获得安全。进一步地说，一个人只有置身于主权这个政治框架之内，只有享受公民权利的时候，他才可能得到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他才可以穿上政治的外套，他过的才是一种bios的生活。

显然，阿伦特的观点同她的遭遇相关，她本人作为犹太人被驱逐过，犹太人曾经被剥夺了国家公民资格。她分析过民族国家的衰落和人权的危机这二者之间的关联。一旦一个人所属的主权框架（民族-国家框架）被剥夺了，或者说，一旦他不再是一个公民了，他就可能得不到任何的保护，他的保护性的政治外套就被脱掉了，就成为赤裸生命（bare life，naked life），重新回到zoē（动物生命）的状态。

阿甘本（意大利哲学家）正是从阿伦特这里受到了启发，他研究了德国是怎样将犹太人的公民资格剥夺的；也就是说，德国的主权权力是如何排斥犹太人的，它如何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从而彻底地剥夺他们的政治生命，最终让他们回到了赤裸生命的状态。而赤裸生命就是动物生命，得不到任何的法律和政治保护，因此，他们可以随意地像动物一样被投入集中营，可以像动物一样被杀死。而主权权力恰好是通过这种对政治生命的排斥和剥夺才自我肯定和自我证实的。这也就是阿甘本的Homo Sacer一书的副标题所表明的，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就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段相向而行的路径：赤裸生命是如何获得政治生命的，而他获得了政治生命后，又是如何被剥夺了政治生命从而再次回到赤裸生命的状态的。也就是说，bios既可以获得，也可以被剥夺。犹太人大屠杀的事实证明了这点。

（二）

但是，赤裸生命，动物生命，仅仅是对人的政治和法律权利的剥夺吗？阿甘本并没有讨论这一点。对于他来说，bios更多的是指的政治生命。在他那里，似乎只有动物生命和政治生命。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仍旧是公民，仍旧是在主权国家框架内存活着，仍旧享受着公民权利的话，他就不可能是赤裸生命吗？

或许我们可以扩大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生命的概念。如果我们转向洛克的话，或许会有另一种对赤裸生命形式的理解。对于洛克而言，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最主要的差别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传统强调人是政治动物的话，那么洛克强调人是经济的动物。洛克相信，人如果没有财产的话，就是动物；财产是生命和自由的保证。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就没有人的独特的生命形式。人权的核心是财产权。

尽管马克思在许多方面同洛克完全相反——洛克强调的是私有财产，马克思强调的是公共财产——但是，马克思同样将人看做是经济动物。因此，一旦财产被剥夺了，那么也意味着人权的剥夺。一旦没有财产了，也就意味着人进入动物状态，也就是赤裸生命的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阿伦特笔下的难民，阿甘本笔下的犹太人是赤裸生命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说，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也是赤裸生命——资产阶级就通过各种方式的财产剥夺，制造了一大批无产阶级。

什么是无产阶级？马克思说，工人“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说，他仅仅是活着而已，仅仅是作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工具活着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它活着，仅仅是作为动物而活着，而且是作为能够被利用的动物而活着，就是做牛做马地活着。他毫无人权。如果说仅仅是活着，那就是在zoē意义上的生命，就是动物一般的生命，就是赤裸生命，它没有自己的生命形式。

从洛克到马克思的这一传统，特别强调的是，人是经济的动物。人只有活在财产中才能有自己的超出动物一般的生活，就像亚里士多德传统所说的，人只有活在政治中才能超出动物一般的生活。被资产阶级剥夺财产的无产阶级就是赤裸生命——在今天的地球上还有无数的财产上的赤裸生命，哪怕他们没有被政治权利所排斥。

如果说，阿甘本那里，赤裸生命总是跟政治相关，总是反射了主权权力的话，而在马克思这里，赤裸生命则和经济相关，它反射的是经济权利。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而言，他们可以质疑阿甘本的是，拥有公民权利并不意味着你不是赤裸生命：无数的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的享有政治法律保护的公民都可能是赤裸生命（大街上的乞丐不就是活生生的范例吗？）。

事实上，阿甘本也可以向马克思主义提出这样的问题，有财产权难道就不是赤裸生命吗？犹太人有大量的财富但还是沦入赤裸生命的状态。当然，经济和政治并非没有关联，没有政治权利的人通常没有财产权利，没有财产权利的人通常没有政治权利——但这两种权利毕竟不能替代。

无论如何，我们要说的是，赤裸生命或许还应包括经济上的无产者，对他们而言，财产权才是人的保护性外套。一旦没有财产权，就相当于脱掉了保护性外套，就是动物性生命。他们并没有被可见的暴力所镇压，而是被一无所有的贫困所湮没。

（三）

最后，我要强调是，也许还可以从文化上讨论赤裸生命。不同于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尼采更像是一个文化主义者。对他来说，人和动物的差异是人披上了道德和文化的外套。何谓“道德的谱系学”？无非就是动物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将文化和道德内化于自身之中。文化和道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是人所独有的生命形式和风格。只有赋予动物的生命以文化和道德才能使之变成为人。尼采讨论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习得的方式——这甚至包括残酷的惩罚方式。但是，难道没有一种反向剥掉道德外套和文化外套的人吗？古代的犬儒主义者是最好的例证。

福柯在他最后的研究中发现了古代犬儒主义者这些所谓“声名狼藉者的人”（德勒兹有一次大胆地推测说，福柯内心深处其实是想让自己变得声名狼藉），他们的特点之一就是重新返归到动物的生存状态。

福柯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活方式：“犬儒者，就是拿着棍子，拿着褡裢的人，留着大胡子的人，肮脏的人。他也是到处游荡的人，他不属于任何社会，他没有房子、家庭、家乡和祖国，他是乞丐。”。它对物质的要求仅仅是能够让自己活着，就像动物那样活着。他没有私生活、没有秘密，他可以敞开一切，他抛弃了一切人为的东西，他抛弃了所谓的廉耻、道德、法律，他过的是无耻的生活——或者，用尼采的说法，是“超善恶”的生活，他当众手淫，当众做爱，赞同乱伦，总之，他抛弃了一切文明的东西，而退回到一种自然的状态，像动物那样没有法律、道德和文明地生活。犬儒者追求的，主动追求的就是这种畜牲般的不要脸的生活。

为什么要像动物那样生活？福柯归纳说，在犬儒主义者这里，动物性具有正面的价值：“如果是动物不需要的东西，那么对于人类来说也是不必要的。人就不应该比动物有更多的要求，动物在自然中就应该得到满足。对于犬儒主义者来说，只有自然的领域才可以成为符合的原则——任何约定俗称，任何人的规定都不能被犬儒的生活所接受，加入它不光是恰好在自然之中，且只能在自然中”。这样，犬儒者就拒绝婚姻，拒绝家庭。拒绝一切禁忌和习俗。动物性才是生存应该学习的模型，既是物质的模型，也是伦理的模型。

我们要说明的是，犬儒主义者才是彻头彻尾的赤裸生命：如同阿伦特笔下的难民一样，他没有国家，这就意味着他没有政治生活，他不享受政治权利，如同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一样没有经济权利。更重要的是，他还抛弃了文化和道德，剥掉了文化和道德的一切保护性外套，它更主要的是文化上的赤裸生命。

但是，同前两种赤裸生命不一样的是，犬儒者是自己选择了赤裸生命和动物生命，犬儒者颠倒了赤裸生命和动物生命的含义——对于马克思或者洛克、阿伦特或者阿甘本来说，赤裸生命是一场悲剧和丑闻，因此，也是抗议的根源；但是，对古代的犬儒主义来说，赤裸生命则是自然的要求，是生活应当遵循的原则。对其他人来说的丑事，对犬儒者而言，则是永恒的挑战，是生命的考验，甚至是一种美——文化上的赤裸生命在犬儒主义者这里不可思议地焕发出生命所特有之美。

（作者汪民安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