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打火机拼成的梵高《星空》
澎湃新闻:在中国,专门关注环境生态问题的人文学者似乎不多。
孟悦:其他地方也不多,但有越来越多人在做。当然视觉的来得比较快,诗歌还多一些,研究小说相对不太容易。另外这原因也和现代以来的知识分科有关。现代知识的分科严密,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文化学养有关,而这种学养被分科严密的教育限制住了。环境危机正好出现在哪个学科也不能全部囊括的地方,以至于为了应对环境危机不得不建立新学科。 比如环境学,这个词我很不喜欢,好像环境出了问题,我们要赶紧把它解决了,变成一个科学和政策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就统治了环境学很长时间。包括对气候变迁,人们还在试图以提供对策的方式来对应气候变迁的问题,而不是从气候变迁产生的根源入手,因为那需要更全面的认知,不仅是事实和信息的认知,还要人文领域的理解,以及更广泛的每个人的变化。
1992年以来虽然有了气候变迁的国际首脑会议,但基本上也什么都没做。以至于科学家就不得不到处去讲演,来引起公共领域的注意。等到人文学者想处理这个问题,那都是三十年以后了。人文学者得首先弄懂气候变迁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很多人文学者不觉得那是自己的责任,直到人们感受到气候变迁的威胁真的迫在眉睫了,才去关注。而人文学科的训练和习惯还导致了互相间的很多争论。比如人类纪这个概念也是科学家提出来的,但是有的人文学者会想,好不容易把人类中心弄到边缘了,怎么又出来一个人类纪,好像又把人类给推到中心了?所以克服现代以来形成的文化习惯和思维惯性、超越现代以来的想像局限是非常不容易的。
即使作家艺术家超越现代想像的局限,尝试来写作气候变迁,批评界和公众也不一定识别得出来。中国应该还是有不少作家写到环境的主题,比如诗歌除了郑小琼、于坚等,肯定还有别的很多人在做。这也是对文学和文化批评的挑战。评论界还没有充分发掘、清楚地识别作品中的信息。
《清明上河图》无疑是一幅风俗画,作者为画院画师,画法属于严谨精细一路,也就是说它是一幅题材俗、作者俗、体裁俗的“大俗”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明上河图》的确算得是大俗而成为经典的独特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