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品书店与台湾书业三十年

1.书店是时代的创造者，也是承载者。

1980年代经济现代化催生了台湾首家大型连锁店；在1980年代后期，一方面更多人开始追求更精致的文化艺术，且社会转型使得人们渴求更多批判知识，因此有了诚品。在新的世纪，全球都进入网络时代，网络书店开始空袭台湾。这些在不同阶段的主导性书店，又进一步影响了台湾读者的品味与创作者的方向。

我个人的逛书店历史，也与台湾书店型态发展的历史紧密交织着。

1970年代是我的童年，父母经常带我去重庆南路的“东方出版社”买童书，不论是中国、西洋古典小说的儿童版，或者伟人传记。在那时，台湾各地的书店主要集中在各县市火车站前的商圈，或者大学附近。当然，重庆南路是最著名的书店街，不远处的牯岭街则是最著名的旧书街──不过后来这条街可能更以发生了“少年杀人事件”，进入了人们记忆。

进入1980年代，台北真正进入现代性的想象。1982年，罗大佑唱着“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1984年，台北民生东路出现第一家麦当劳，薯条与汉堡攻占年轻人与儿童的胃。1983年，金石堂书店出现，窗明几净的硕大空间很快吸引了都会中产阶级。金石堂成为台湾首家大型连锁书店，创立排行榜，主导了台湾出版文化。

过去各地书店是各自独立，每家店或许还是主打容易畅销的书，但到了金石堂时代，由于分店众多，所以有能力决定什么书得以成为畅销书。而这正是台湾开始进入消费时代的热潮，“台湾钱淹脚目”，所以理财与励志的书在金石堂的推波助澜下成为时代的标志。

但其实，在明亮的书店灯光外，战火正在远方喧嚣着：在1980年代的台湾，各种社会运动猛烈爆发。金石堂成立时，我差不多刚进初中，然后高中。彼时我的确是金石堂的常客，不论是买书或买文具，并且常常站在那个现代化的温暖空间，望着窗外街道上抗争的标语与人群。

坐落于台北CBD的诚品书店

2.1989年3月，诚品书店在台北市东区的仁爱路圆环（是台北的CBD区）诞生了。

诚品的出现，是老板吴清友先认识了在雄狮艺术任职的廖美立。后来他在仁爱路圆环租下一个空间，希望经营画廊和一个艺术书店，因此找了廖美立来经营书店。

一开始他们只在地下室卖艺术和建筑类的书，后来把一楼和二楼也租下来，一楼开了餐厅，二楼书店的范围扩大了，书种也增加了：艺术之外，还有各种人文新思潮，尤其是外文书，而且就放在明显位置。这大大打开了台湾文化界和学生们的视野。

廖美立认为，诚品让台湾出版业变得更国际化：他们同步引进外文书，影响了编辑和出版人的思考。

1988年1月蒋经国过世，李登辉上台。旧的秩序瓦解了，新的可能正在出现。思想与知识界则处于火山爆发的炽热状态，寻求各种思想：后殖民、后现代、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老马克思也在长期的压抑下终于得以光明正大地现身。

诚品书店的出现正填补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饥渴。但他不是以一个反叛哲学家的姿态（如台大附近书店），而是一种布尔乔亚的从容与博学；简单的说，文化精英的姿态。

在诚品一楼的高级餐厅之外，还有一间店铺卖着诚品代理的著名英国瓷器品牌Wedgewood（这个品牌后来在台湾一度成为名贵的象征）；二楼书店则宛如一座雍容古典的迷你宫殿。人们不曾见过书籍被如此优雅安静地置放着，耳边流过的是有品味的古典室内乐（而不是那种俗气的轻音乐），脚下踩的则是高级木头地板。

每一本书都像是这个宫殿中的一扇魅惑的门，通往不同的知识密境。诚品的矛盾正在于他虽然有一种高傲名贵的外貌，但却贩卖起许多左翼的、批判的知识。

念大学的我们虽然未必喜欢那种不可亲的姿态，却经常去游晃，当然总是买的少看的多。不过，翻阅那些精美厚重的摄影图册、浏览那些思潮性英文书的目录，就彷佛得到一场盛大的知识洗礼。

进入1990年代，市场消费主义更进一步吞噬了1980年代燃起的理想主义。布尔乔亚诚品逐渐放下身段，转身为小资文艺诚品，原来的仁爱路圆环诚品也搬到敦化南路。他们举办更多艺文活动，开设更多分店──每一家诚品的室内设计几乎都不同。他们不但试图成为台湾的文化中心，甚至连室内设计或包装纸都影响了1990年代至今的台湾美学风格。

更重要的是，诚品确实冲击了台湾的出版品位。例如在人文社科之外，他们很重视“生活风格”类书籍，生活风格这个概念逐渐成为台湾的文化关键词。又或者如现在纵横两岸三地的插画天王，也表示他是受到当年诚品力推的法国插画家桑贝(Sampe)的影响。

逐渐地，诚品越开越多家，人潮逐渐汹涌，并从艺文精英的秘密基地成为全台最主要的连锁书店、最强势的通路，甚至台湾的文化象征、台北的旅游地标（周末总是会听到来自香港的广东话）。但，诚品也成为被不少人批判的书店巨兽。

到了2000年前后，诚品书店和金石堂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