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
当前位置:文化 > 观察 > 正文

禁行纳粹礼,德国为什么要严惩历史无知?(2)

2017-08-11 13:57:33    新京报书评周刊  参与评论()人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作者:[德] 阿莱达·阿斯曼

译者: 潘璐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何谓“记忆”?阿莱达·阿斯曼运用各种研究工具,以文学经典、装置艺术等具有象征形式的传承的全部内容为研究对象,考索了文化记忆的种种功能和媒介的形式及变迁,为“文化记忆”搭建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理论框架。

为什么纳粹历史在德国法律中遭到如此严厉的清算?这就涉及到德国政府对待纳粹历史问题的认知过程。德国知名文化学家阿莱达·阿斯曼指出集体记忆存在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将历史转化成标准化的记忆,以衡量社会行为的合理性;第一种形式将历史淡化,以实现社会群体心理创伤的愈合。纳粹历史记忆作为一段不光彩的记忆,在德国人集体记忆中突出地表现为遗忘与记忆的斗争过程。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纳粹记忆反而永远被保留下来。

所以,德国人民对纳粹历史的集体记忆就是一个兼有“保留过去”与“忘记过去”的曲折过程。这个记忆过程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政治风雨,在政治变迁、人口世代更替、国家统一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不断趋于正面,最终形成今天德国所倡导的反省纳粹历史的记忆。



西德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跪在波兰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史称“华沙之跪”(1970年12月7日)。

阿登纳时期(1949-1968)

让遗忘来湮没不光彩历史

战后初期,西欧出现一种遗忘“不光彩”历史、重振欧洲并推进一体化的氛围,强调和解与融合的记忆范式,目的在于治疗欧洲人民内心的战争创伤,可以算作是合理的记忆形式。国际上淡化历史伤疤的大趋势,导致战后一段时期内,德国对纳粹历史罪行与罪责表现为沉默。1946年丘吉尔演说中公开提出忘却过去所有的罪恶与仇恨,他认为尽管德国在这次战争中犯下罪行和屠杀,但是欧洲各国必须忘记过去所有的恐惧,因为欧洲不能拖着沉重的步伐前进。

鉴于这种记忆趋向,德国也表现为集体沉默。从数据上看,1946年只有6%的德国人赞许纽伦堡审判,4年后不到1/3的人赞许这一审判,这表明战后初期德国人民认为盟军处置“不公”、德国尚不具备罪责意识。保守派总理阿登纳顺应这种“沉默”民意,呼吁“将过去忘掉”,在处理与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关系时,他也提议两国向前看,不要为过去的历史所累。

德国对历史的集体沉默主要表现为保守派政府主导下的赦免。1949年12月颁布的《不治罪法》第2条规定:“1949年9月15日前所犯罪行被处以6个月或1年监禁的人士及青少年将免予惩处”。1951年3月宪法第131条修正案第3款规定:“1945年5月8日前在各类机构工作满10年者可重新受聘;国防军官兵服役满10年者可重新受聘”。1954年7月《不治罪法》规定:“犯罪人因战前事件或战后事件而无法避免地犯下罪行,将得以赦免。”大量纳粹战犯得以逃脱刑罚。但“即使大部分德国人摆脱了与纳粹有关的法律责任,也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一切种类的罪责”。

片面地脱罪招致类似1959年新纳粹分子玷污犹太教堂等一系列极端事件的爆发,迫使保守派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打破沉默,在司法上开启追查纳粹余孽的审判。但是,多数德国人只是希望以此摆脱个体对纳粹罪行必须承担的责任,从而结束这段罪恶历史记忆。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对于1958年的乌尔姆别动队审判有70%的民众表示赞许,但也指出“必须肯定普通德国人的无辜性”。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作者: [美] 汉娜·阿伦特

译者: 安尼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7年1月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

对于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有72%民众肯定“艾希曼这类人应受惩罚”,但是59%民众则指出“自己与此无关”。对于1963年的“奥斯维辛审判”,只有60%的民众关注过该审判,而这其中只有一半人认为应“继续追究纳粹罪行”。这表明,德国人民对纳粹历史罪行的记忆沉默,以“推卸责任”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记忆,在联邦德国初期,不断被压制、被隐藏。德国人民真正打破记忆沉默的僵局、开始集体悔悟,需要等到德国新一代人成长起来的社民党执政时期。

勃兰特时期(1969-1982)

让新一代人来打破沉默

战后出生的青年人一代(生于1938-1948之间)长大,他们不满父辈的统治权威,借口父辈涉及纳粹罪行于1968年发动了青年人运动,推动德国人直面纳粹罪恶历史。

青年人以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为依据,通过保留“父辈过去”将历史创伤标准化,以衡量整个社会行为的合理性。1966年阿多诺号召必须引导青年人的思想和行动,以便奥斯维辛悲剧不再重演。马尔库塞则告诫青年人不必害臊父辈罪恶,因为他们可以打破父与子世代的羁绊。因此,青年人选择回避世代关系与历史罪责的联系,罪责必须由与纳粹有染的父辈来背负。1968年11月,女青年克拉斯菲尔德掌掴具有纳粹党身份的总理基辛格,标志青年人直面父辈罪行的高潮。正是在青年人激进行动主义的冲击下,把持政治话语权的老一代人开始主动打破沉默。



关键词:纳粹
分享到: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新闻 军事 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