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难想象刘鹗那时候已经读过《福尔摩斯探案集》,但事实是,这部小说在当时影响很大。”
张大春(中)、金宇澄(右)对谈中国小说传统。
中国的小说脱胎于谈天说书的传统
西方文学的叙事方式和中国传统文学差别巨大,有倒叙、插叙等打乱时间的叙述方式,有严整规划好的结构。
而中国小说中,写一个人,向来是开篇就写清楚他是何方人士、家世背景如何,写历史,向来是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的最早源头展开话题,几乎没有打乱时间的叙述。
张大春认为,中国的小说脱胎于谈天说书的传统,一段故事会被不断讲述,在重复使用过程中不断被加进内容,“当一个故事不断被叙述而不会引起侵权纠纷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会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聊天圈子。久而久之敷演出越来越完善的文本。”在这种闲话式的叙述中,严整的结构,反而并不是最重要的。
张大春自己很喜欢这种“说书人”式的传统叙事。他1957年生,山东人,属于“台湾外省人第二代”。还没上小学,父亲就把《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一路对他说下来。
后来,开始写书的张大春也把自己定义为“说书人”,钟爱传统,喜欢在小说中“炫技”。他的《城邦暴力团》中各种典故信手拈来,兴致上来,笔触常常荡出很远。
有读者现场谈到读这本书的感受,说一气读下来觉得酣畅淋漓,但中间一旦断掉了,过几天想捡起来就无法续上,要翻回去看十几页才能想起之前讲了什么。
张大春很得意于自己的叙述,但也不无遗憾地承认,并不是兴致所发,想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骨子里还是西方文学的写法,一切结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