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难想象刘鹗那时候已经读过《福尔摩斯探案集》，但事实是，这部小说在当时影响很大。”
张大春（中）、金宇澄（右）对谈中国小说传统。
中国的小说脱胎于谈天说书的传统
西方文学的叙事方式和中国传统文学差别巨大，有倒叙、插叙等打乱时间的叙述方式，有严整规划好的结构。
而中国小说中，写一个人，向来是开篇就写清楚他是何方人士、家世背景如何，写历史，向来是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的最早源头展开话题，几乎没有打乱时间的叙述。
张大春认为，中国的小说脱胎于谈天说书的传统，一段故事会被不断讲述，在重复使用过程中不断被加进内容，“当一个故事不断被叙述而不会引起侵权纠纷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会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聊天圈子。久而久之敷演出越来越完善的文本。”在这种闲话式的叙述中，严整的结构，反而并不是最重要的。
张大春自己很喜欢这种“说书人”式的传统叙事。他1957年生，山东人，属于“台湾外省人第二代”。还没上小学，父亲就把《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一路对他说下来。
后来，开始写书的张大春也把自己定义为“说书人”，钟爱传统，喜欢在小说中“炫技”。他的《城邦暴力团》中各种典故信手拈来，兴致上来，笔触常常荡出很远。
有读者现场谈到读这本书的感受，说一气读下来觉得酣畅淋漓，但中间一旦断掉了，过几天想捡起来就无法续上，要翻回去看十几页才能想起之前讲了什么。
张大春很得意于自己的叙述，但也不无遗憾地承认，并不是兴致所发，想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骨子里还是西方文学的写法，一切结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