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痛苦视而不见，是为了不毁掉自己的生活

正如麦克法夸尔在书中所言：“（任何行善者）为了活下去都得学着习得一定程度的盲目。他们学会将他们的恐惧编篡成例行公事与他们能据此生活的一套习惯。”

他们为了理智地活下去，必须选择在达到自己承受力极限的时候，对一些痛苦视而不见。总有一个时刻，面对自己的责任感，他们得对自己说，我做了我该做的，已经足够了，现在我要闭上眼睛和耳朵，转身而去了。

本文作者刘丹亭，经授权转载自“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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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上班路上看见一个孩子落水了，一般人都会选择救人，即使这会弄脏他们的鞋子，让他们上班迟到被扣钱。但是，他们却不会把买鞋和上班挣的工资捐给每年一千万个死于贫困的五岁以下的孩子。

这个假设的成立来自于伦理学家彼得·辛格曾经构建的一个著名思想实验——“拯救落水儿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对于普通人会而言，“距离”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道德事实。一个人如果看不到、听不到远方的陌生人，很难不把他们看做一种抽象而次等的存在，对他们的苦难和死亡也无法产生真实感。

彼得·辛格借助这则实验指出这背后的荒诞。在他看来，每一个有自己感受和渴望的人的价值都是无差异的。近在眼前的落水儿童和死在偏僻角落的贫困儿童之间没有差别。甚至，你的家人和陌生人之间也是没有差异的。

作为一个功利主义者，彼得·辛格认可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一个人应该按照尽可能给世界带来最大的幸福这一准则来行事，他的行动不应恪守某种道义的原则，而应以达成的结果作为考量。因此，人没有随意处置自己的钱财的权力——如果同一笔钱能救几个人，那就不该把它花在拯救某一个人的生命上，这才能为世界消除最多的痛苦。

然而事情也有例外。当彼得·辛格自己的母亲罹患癌症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理论无法应用于自己的生活。他不可能把花在减轻母亲痛苦（但并不能拯救她生命）的那笔钱用于拯救更多别人的生命。他和所有孝子一样，尽力为母亲治疗，请人来照顾她，希望提高她最后时日的生活质量。

对违反自己伦理观的这一切，他只说了一句话：太难了！

涉及伦理的问题，总是令人痛苦。它们伴随着令人不安的取舍，不可预知的后果，诡谲莫测的变数和无法评定的对错。但伦理又统治着人类的世界，引导人们追求善与道德，让人们不至于再度沦为野兽。

在我们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愿为伦理问题干扰，但也有一部分人，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执着，探索着善的极致。

《陌生人溺水》作者拉里莎·麦克法夸尔

美国《纽约客》杂志的特邀撰稿人拉里莎·麦克法夸尔在她的书《陌生人溺水》中记述了十余位“行善者”的故事。他们并不是辛格那样的哲学家，基本都是凡尘俗世中的普通人。

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信念、动机，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感到一种对于陌生人（或者其他物种）的痛苦的责任。这责任让他们日夜难安，成为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让他们牺牲自己的一些东西，换取他人的幸福：在战区行医、为麻风病人建立乌托邦般的美好社区、为陌生人捐献器官、收养二十名孤儿、捐出自己全部的收入、为养殖场肉鸡遭受的苦难大声疾呼……他们做的是我们认为对，但不会去做的事情。

其中有些行为甚至会让普通人感到过于极端。普通人很难理解他们怎样承受这样巨大的牺牲，因此，利他主义曾经被视为一种病态。一直到20世纪末这种观念才真正得到了扭转。

如今我们难以想象，在五十多年前的美国，如果你打算捐出自己的肾脏（哪怕是捐给至亲），你都要接受一系列心理测试，以此证明自己不是受虐狂或者性变态，以捐献这种违反人类自私天性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控制欲或变态心理。

这也难怪。在西方，几百年来个体的自利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对社会发展极为有利的因素。再加上达尔文“进化论”的加持，无私的利他主义看来是对人类天性的违背。

直到二十世纪末期，一些学者考察了“二战”时期那些在纳粹统治下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犹太人的人们的事迹。他们得出的结论，人类中总有一些个体能真切感受他人的痛苦，并且被痛苦打动，作出勇敢的牺牲。

甚至在生物学和心理学上，这种人存在的合理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利他主义对个体来说是不利的，但对族群却是有益的，因此进化选择将其保留。

《陌生人溺水》/（美）拉里莎·麦克法夸尔/著王燕秋/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如今，在这个充满“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时代，拉里莎·麦克法夸尔所写的这些人，仍然是孤独的。

亚伦·皮特金（假名），一个养殖场肉鸡的权利倡导者，连冰激凌都不吃的纯素食主义者。他不吃不睡，风餐露宿地活着，为了公益事业捐出自己的时间和收入，常年在美国奔走，只为改善那些生来就注定去死的肉鸡的生存质量。

苏和赫托克这对夫妇，两个人都曾是学校的红人，一个是选美小姐，一个是体育明星，却选择收养二十个来自问题家庭的孩子（其中有三个重度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终年挣扎于贫苦和艰辛之中。

根本一彻，一位日本主持，他甘心接受艰苦的训练，坚持倾听那些决定去死的人们的心声，努力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拽回来。

茱莉亚，一个看来普通的女孩，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把自己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捐了出去。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愿意和其他人谈及自己的善行，因为他们不想因此承受别人怀疑的目光，伴随而来的舆论压力。但这不是他们面对的最大问题。

他们的最大问题在于，行善和利他如果严重伤害到了自己的生活，应该何去何从。

茱莉亚，那个总是在捐出自己一切的女孩曾说：“这世界的需求就如同死亡——每个人都知道，但由于这个想法太具有摧毁性，有些人必须将它从意识中排挤出去，否则他将被它压垮。”

茱莉亚没有排挤这个意识，所以，每当她花钱，她就沉浸在罪恶感当中，她认为自己花钱就是夺走了贫困地区孩子救命的蚊帐、食物、药品。有一次，她的男友给她买了一个焦糖苹果，花费了三美元，她为此自责到寝食难安。

她甚至想不要孩子，这样就可以为其他人节省更多的资源和金钱。在这些念头的压迫中，她不快乐。

还有苏和赫托克，作为二十二个孩子（有两个孩子是他们亲生的）的父母，他们把全部的精力和金钱都用来照顾孩子，特别是那三个不能自理的孩子。他们失去了一切享受和私生活。

但是，等孩子慢慢长大，他们却发现自己不能打破孩子身上的某种魔咒，有两个男孩子进了监狱，所有的女孩子都未婚先孕。这对他们的打击太重了，他们已经为孩子付出了能付出的一切，但是否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该收养他们？

还有亚伦·皮特金，那位肉鸡之友，因为自己的工作失去了妻子、家庭，以及一般人依靠的全部。他疏远亲人中唯一在世的父亲，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鸡的身上。

不可否认，所有的行善者都会走到一个困境之中。他们终有一天会意识到，自己的善行都是限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他们自己也就被毁了。

正如麦克法夸尔在书中所言：“（任何行善者）为了活下去都得学着习得一定程度的盲目。他们学会将他们的恐惧编篡成例行公事与他们能据此生活的一套习惯。”

他们为了理智地活下去，必须选择在达到自己承受力极限的时候，对一些痛苦视而不见。

总有一个时刻，面对自己的责任感，他们得对自己说，我做了我该做的，已经足够了，现在我要闭上眼睛和耳朵，转身而去了。

茱莉亚嫁给了那个给她买苹果的男孩，那个男孩同意她捐出自己的全部收入和他的部分收入，但他必须要保留自己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应付生活支出，外加一些并不奢侈的小小生活享受。他们还养育了自己的女儿。

苏和赫托克，没有收养第二十三个孩子。他们曾经被失败感压垮，陷入酗酒和争吵，差点儿就离婚。最终他们承认孩子们的问题不全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已经尽了全力，无论如何，他们都爱这些孩子。

当孩子们纷纷过了动荡和痛苦的时期，他们的生活走上了正轨，回忆过去，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被苏和赫托克收养，是一种真正的幸运。

亚伦，在目睹了父亲痛苦的死亡之后，理解了彼得·辛格面对母亲时说的那句话：太难了。所有的生命都是无差异的，鸡的生命是值得珍惜的，他身边人的生命也是一样。人在遭受痛苦的时候所所受的折磨和那些悲惨地活着只为一死的动物所受到的折磨一样如同末日。

后来，他遇上了另一位心爱的姑娘，他决心多分给她一些原本属于鸡的时间。最关键的是，那姑娘懂得他一切怪异行为的意义。

记得我自己，在十几岁的时候，曾经陷入了一次精神危机，我要求自己不自私，但却无法划清自私与无私的界限。我替被老师体罚的同学出头，和小混混论理，每天奔走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扶倾倒的自行车，捡垃圾。不久之后，我觉得自己精疲力竭，并且无比迷惘。

如果遵守“不自私”的原则，我应该在买水果的时候买走坏的，升学考试的时候故意考砸，应该捐献出自己的器官……但我不知道我自己怎样活下去。

事实上，我遭遇的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伦理困境，它无法与《陌生人溺水》中的任何困境相提并论。今天，再回首这个问题，我已有了自己的答案：肯定生命的无差别，也意味着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同样重要，利他行为的前提，是对自己的生活负起应当的责任。

很多人只能看见眼前的不幸，他们就像是得了近视；利他主义者把远方的不幸看得更清，他们就像是远视眼。无论是远视或是近视，人们都要记得不时调整自己的视角。

这样我们才能看清自己身处的世界和要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