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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嘻哈》:如何看待当下流行的diss文化?(2)

2017-09-11 14:58:21    新京报书评周刊  参与评论()人

《嘻哈圣经》

作者: 刘建岭 / 施晶 / 闫子骄

版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年4月

但同时,我们又经常会感受到,Hip-hop音乐人彼此之间互称“homie”、“bro”时,又发扬着强烈而真挚的友爱、尊重和互助精神——“disrespect”得以出现的前提,当然是普遍存在的“respect”。相同的地域、音乐团体和音乐理念,往往能够将这些行走江湖、桀骜不驯的说唱音乐人团结起来,形成坚固的阵营;其中的部分志向远大者,则通过创办地下音乐活动、组织巡回表演的形式试图扩大Hip-hop音乐的公众影响力。说唱歌手身上“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的真诚与热情,正是他们能够获得厌烦了虚伪浮夸流行文化的当代受众喜爱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这种极端分裂的表面现象之前,我们也就不得不追问:为什么在业已获得主流受众普遍认可的情况下,Hip-hop音乐中还有人认为必须保守“diss”这种在常人看来十分“负面”的街头文化?“diss”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让许多说唱歌手趋之若鹜?这与追求“peace”和友爱互助的Hip-hop精神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回到Hip-hop与说唱的历史源头去找答案。

diss文化的前世今生

爱和由社会不公引发的攻击性并存

Hip-hop源起于70年代的美国贫民窟黑人文化,最初是爵士、Funk音乐的变种,是特殊时代与地区的产物。因为经济衰退,一些热爱音乐的黑人无法弄到昂贵的乐器,于是只能通过拨弄手边唯一的发声设备唱盘机来即兴创作舞曲音乐(比如,Hip-hop之祖酷海格[Kool Herc]就将唱盘机和吉他增益放大器组装在一起,做成了第一台打碟机),依靠连贯的人声来模仿乐器、制造节奏的音乐形式也随之兴起。这就是Hip-hop音乐的起源。



海格[Kool Herc]与世界上第一台打碟机

说唱(Rap)只是Hip-hop音乐文化中的一个种类,是底层黑人用连贯且押韵的语词进行演唱的方式。最初,说唱只是街头的娱乐,或是迪斯科舞厅里服务于舞曲、活跃气氛的一种表演形式,其中不免夹杂大量俚语。随着“Grand Master Flash & The Furious Five”的《Message》横空出世,直接揭露底层社会问题的old school说唱开始风行,对种族歧视、贫富差距和宗教信仰等主题的表达伴随着愤怒、惊恐、无奈、悲伤、自嘲和颓废的情绪在说唱音乐中涌现。这些现实主义的“负能量”质感在此后的匪帮说唱、硬核说唱中得到了延续。底层的愤怒与自尊,激烈躁狂的个性,对毒品、色情、暴力、杀人越货等犯罪场景的直观曝露,构成了20世纪后期至今说唱音乐不可或缺的风格特征。

后来,尽管说唱音乐日趋主流化,但受到60-70年代激进黑人平权运动和左翼抵抗思想的影响,不愿妥协的一派选择继续用激烈手法表达愤怒和不敬,刻意与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拉开距离。这也就导致非主流的Hip-hop文化当中有着对抗主流社会伦理机制的潜在基因。这种对抗性不可彻底消弭,并且在当下的阶级冲突、种族冲突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Grand Master Flash & The Furious Five《the Message》

尽管长期与匪帮文化或激进思潮互有交叉,但是,作为一种音乐文化,说唱艺术从事者依然保持着对技艺本身的基本追求。在脱离主流音乐出版业的“地下说唱”当中,盛行着“battle”的风俗:崇尚“keepit real”的黑人说唱歌手们有着强烈的种族认同和帮派情义,彼此之间平时保持和平,但会在产生矛盾时通过说唱比赛的方式解决问题。在比赛中,双方可以自由地用歌词攻击羞辱对手,其中不乏十分“重口味”的污言秽语。但是,比赛中的这些辱骂只能被视为说唱艺术技巧的比拼,歌手们不可以将恩怨延伸到赛场之外。如果说说唱歌手彼此之间发生实质性的争执乃至于仇视,那么,他们还会将平素对彼此的“respect”态度转变为“disrespect”,并创作、发行歌曲来表达这种态度。这种现场“battle”和出歌“diss”的文化给说唱艺术带来了强烈的进攻性,同时也促进了音乐技艺上的革新进步。

不难看出,缘起于底层黑人娱乐文化的Hip-hop音乐同时具有两个精神内核:一是对音乐本身的爱,二是因社会不公而引发的自我防御机制。由此引发出来的则是说唱艺术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以底层黑人为主体的说唱歌手们有着强烈的共同体诉求,渴望与其他同业人士团结友爱、和平发扬Hip-hop文化;另一方面,长期以来遭到不公平的社会对待,或是受到激进思潮的影响,说唱歌手们有着高度的自尊心和直率的表达欲,容易激动、愤怒乃至于攻击一些冒犯自己名誉和利益的人或现象。为了让两种诉求得以协调,在“地下”从业者内部出现了用现场说唱比拼的形式促进技艺进步、并同时加深友谊的机制,也就是“battle”。如果关系恶化,彼此应当通过写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不敬,这就是“disrespect”。这两种近乎比赛的机制一方面能够有效让歌手磨练自己的专业水准,提升自己的即兴创作能力,又能让冲突在游戏的状态下得到一定的缓解。

diss加剧矛盾

仍然需要寻找diss的“正确打开方式”

说唱歌手素有“街头诗人”的美誉与情怀担当,这也使得情感丰富、生活经历跌宕起伏的他们惯于用激烈的手法与态度表达喜怒哀乐。“keep it real”的信条让他们显得与表面上文雅、礼貌的主流社会格格不入——正所谓“质胜文则野”。但这也让他们显得像是武侠小说中的游侠豪士,最能够用来形容他们的词汇,想必就是“快意恩仇”。在一些专业的研究者看来,这其实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男性气概”(Masculinity)。音乐上的“diss”,本质上和剑客或西部枪手的决斗是一回事。在凸显自我技艺与豪迈个性的演示性对抗当中决一胜负,是说唱歌手们确立自信、磨练音乐水平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意义上,“diss”当然不仅仅是单纯的“割裂”与“无礼”,而是一种具有充分理由的冲突解决方案。

然而,可以看到,在当前涌现的种种“battle”和“diss”当中,关系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是因为公开的音乐比拼往往会转移从业者彼此矛盾的焦点,混淆了专业水平与道德上的对错等其他方面,反而会让本该解决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可以说,“地下”说唱过度强调张扬个性、肆无忌惮的“游侠”态度,恰恰是其无法超出个人、小集团、流派和地域,组成国族乃至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联盟的根本原因。

回到中国,不难看到,“地下”说唱长期以来受国外说唱文化影响,粗粝的社会狠劲、英雄主义的反抗冲动与青春期的躁动和自尊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形形色色的自我中心主义。Bridge在《老大》里高喊“我发誓要做老大,慢慢的学着做老大,才发现做到了老大,原来呢我就是老大”,将对功名和自我实现的期许表达得淋漓尽致。

PGOne《中二病》中“老子要把这个丑陋的虚伪的扭曲的次元撕裂,请原谅我的任性错的不是我错的是这个世界”的吁求除了凸显“年轻就是资本”的骄傲,还在普通生活尺度与“地下”音乐态度之间划下明确的边界。相较之下,Gai《天干物燥》中带有赌气性质的“小学六年没读完整好多字我认不到,外表温暖内心寒冷欢迎各位过来搞”则体现了底层出身的自我认同焦虑和相应而来的倔强自尊心。总而言之,正是因为天然具备与主流文化生活格格不入的性情与价值认同,这些青年人才会投身到“地下”说唱事业当中。他们的雄心也往往造成一种进攻性人格,在彼此之间构成“不服”、“不爽”的情绪对立。尤其是在崇尚“以和为贵”、“做人要低调”的中国,他们显得异常格格不入。

尽管有众多有见识的说唱从业人希冀着音乐共同体和相应的社会影响力的来临,但现实则是不断发生的“diss”。随着主流娱乐资本的介入,各种复杂的情绪随之发酵,在说唱圈子内造成了深深的撕裂与隔阂。在娱乐节目分期播出的日子里,因刻意的剪辑和网络上的舆论引导而引发的无意义的“diss”层出不穷。许多说唱歌手迫于合约压力参加到粉丝文化中,任由网民形成偶像部落团体彼此攻讦。事实上,这只是娱乐资本的刻意炒作,目的是为了吸引眼球、制造热度。从Hip-hop文化自身的角度来看,不去关注歌手作品的内涵与技艺,反而驻足于“颜值”、“CP”等维度,将说唱歌手偶像化,这无疑是在羞辱具有情怀与社会担当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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