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陕商兴衰
陕商的兴起得益于明代特有的边境政策。自元代起，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关中地区转移到了华北地区，陕西由行政中心蜕变为毗邻“九边”之地的西部重镇。为解决边防要塞的军粮与食盐供应，明代率先在甘陕和山西实行“开中之法”，将部分货物授权给拥有运销凭证的商人购买。以官盐为例，成本低而售价高，商人只要获得盐引，便有暴利可图。具有地缘优势的陕人机敏地抓住了这一政策利好，依靠纳粟贩盐、运输西部牧区必不可少的茶叶获利。为解决军布供应与赋税之需，陕西商民远赴江南购布，将布匹不远万里运送到西北九大边镇，置换为大量马匹。依靠“三边”（边盐、边茶、边布）生意，陕商成为西北边贸的核心及最大受益者。宋应星在《野议》评论明代盐政时就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和徽郡三方之人”。当时垄断西部贸易的陕西商人，每年经营的布匹达2700万匹，茶叶1125多万斤，皮革150多万张，羊毛2500多万斤，药材1500万斤，水烟700万斤，可谓通达天下、无所不包。
至明中期“开中之法”取消，加之两淮盐业以扬州为集散地，具有地缘优势的徽州随之崛起。陕商不得不退出发家地，转而向西重操旧业，以贩卖四川井盐牟利，进而掌握了川藏金融命脉，随川盐入黔将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自清以降，举凡井盐产区自贡、射洪、三台等地皆设有陕籍商号。茶业则继续保持了明代以来在西部茶叶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而在北部汉蒙边地，陕商则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蒙古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陕北区域经济。随着转运生意技巧愈发纯熟，除传统的盐茶布马外，陕商还涉及烟草、木材、药材、典当等行业，形成输茶于陇青、运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贩烟于江浙的地缘商帮团体，诞生无数富甲一方的“西秦大贾”，可谓盛极一时。
明清陕商能够通达天下，“万金账”与“东西制”两种独特的经营方式功不可没。陕西重农抑商的思想尤甚，只有在家贫无以为继或仕途无望时才被迫选择“以商求富”，因此维持生计也成为大多数陕人商贾道路的起点。在缺乏资本的窘境下，由于官贷归期过严，民贷利息太高，陕人多以合伙筹措资本，将各家投资人的股份、分红和认债等都明文造册。账册为布皮纸心，包装精美，长期锁在柜中保存，逢退股、纠纷时取出。名为“万金”，意为“富至巨万，财源滚滚”。这一账册规定的集资形式已经初具现代商业社会有限责任公司的形态，成为明清时期陕西商号最为广泛的资本组织方式。清代渭南大典当商贺达庭、户县商人开设的茶庄“德泰合”等大型商号均采取“万金账”的经营模式由小做大，分号遍及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