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分号增开、市场扩大，做老板的常常分身无暇，以血亲关系起家的商号在人力上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经营规模。加之长途贩运的大宗贸易往往跋涉千里，耗时长久。以西安到康定为例，沿川陕间三十八马站，晓行露宿、鸡声茅店，行四十多日方可到达。山高水远必托付与信赖之人，因此陕商又创造性地通过“东西制”实现日常经营事务。所谓“东西”，分指财东与掌柜。根据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东西制”分为“领东掌柜制”与“水牌掌柜制”，前者以“记名开股”的方式给予掌柜股份，使其成为商号股东，调动掌柜的工作积极性为商号效命。清中期渭南焦家的“吉顺和”甚至将商号一半的红利分与大掌柜。领东掌柜的工作业绩也与福利挂钩，多数商号为鼓励掌柜长期效力，在掌柜退休后仍“许回坐号休养，照常分红”。水牌掌柜则不以人力入股，只负责经营商号获取固定薪水。
随着各色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沿海国门洞开，精致耐用又便宜的洋货如潮水般涌入内陆，传统商人面临着致命的打击，对于靠长途贩运赚取差价的陕商来说自然更不例外。战乱与外资入侵并不是陕商衰落的唯一因素，经营中出现的诸多内部危机早已露出端倪，不过是依赖几百年来相对稳固的政权与封闭的市场才隐而不显。
陕商们很快发现，久疏商场早已使他们习惯于地主农民的生活，而祖辈所积累下来的经商智慧在这个剧烈转型的时代中也竟毫无用武之地。当经济命脉掌握在外敌手中时，曾经遍及大江南北的陕商们如同长安一般，成为繁华落尽后的盛世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