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网文化频道综合】秦商也称陕商，被认为是中国按地域亲缘关系最早出现的商帮，历史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走西口”这些家喻户晓的词都是因秦商而来，可以说秦商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一块“活化石”。近日，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那年花开月正圆》口碑和收视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豆瓣评分8.4，网络播放量已超过10亿，并持续一周稳居全国同时段收视榜首。剧中主人公原型、真实的周莹又称“安吴寡妇”，就是一代秦商中的传奇女子。
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婚后一年，公公遇难，丈夫病逝，18岁开始守寡并守节终身，因为没有留下一儿半女而无法进入夫家祖坟；她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足不出户就将一个行将倒闭的商业大厦建成商业帝国，生意遍及全国；她还是一个官居胡雪岩之上的女官吏：因捐资助饷，被慈禧封为一品夫人、坐家道台，并认作义女。
这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历史上的周莹
关于周莹的身世，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周莹是三原县鲁桥镇孟店村人，周家在明代是以贩卖布匹和瓷器发的家，明代之后，周家的生意渐渐衰落。由于父母早逝，周莹由其兄嫂抚养长大。17岁时，嫁给重病缠身的吴聘“冲喜”。成亲之时，吴聘已经病入膏肓，由别人搀扶着与周莹拜了堂。在安吴堡村也流传着另一种说法，称成亲之时，吴聘卧床不起，吴家便找了只公鸡披红挂彩与周莹拜了堂。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为什么会嫁给一个将死之人“冲喜”呢?这个问题令许多人感到疑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为周莹是周家的养女，仅是为了门当户对，将其嫁给了吴聘;另一种说法是，当时周家家道已经衰落，经济窘迫，兄嫂为了经济利益，将周莹嫁给了吴聘。据说，周莹过门第三天，吴聘便撒手西去了。祸不单行的是，一年之后，周莹的公公到河南去收账的时候，掉到黄河里被淹死了，而且，记载重要商业信息的账本也被大水冲走。因东院吴家再无其他男丁，家族重担全部落在周莹一个小女子身上，她无子守节，得到家族的赏识，被称为“安吴寡妇”。
对这一说法，周莹的后人吴国华并不认同，她说，“周莹原来的墓志铭写着，吴聘和周莹结婚3年后，吴聘才去世。吴聘和周莹曾有过一个女儿，不到一岁就夭折了，这在《吴宓日记》中有记载。”吴国华说，吴聘在世时，周莹便过继了两岁的侄儿吴怀先做儿子。
丈夫离世、家业下滑……这些困难都没有让周莹退缩，她沉着冷静地将东院的所有事务处理得井然有序。顺利地接管了吴氏家族的商号、店铺、土地、房产等商业资本。年纪轻轻的周莹成了东院的掌门人。当时周莹在陕西主要做棉布生意、棉花生意、茯茶生意。仅泾阳的裕兴重商号就掌握着泾阳茶票的百分之六十，所以富甲全省。
经过她的苦心经营，吴家的生意达到顶峰。各大商埠、码头都有吴家的生意，南通北达，连成一气。全国108家分店，涉及淮盐、布匹、药材、米粮、油坊等各行各业。长篇小说《安吴商妇》的作者王芳闻说，由于奉行“诚信仁义”，周莹逐渐在商场站稳了脚跟。关于周莹的诚信经营，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有一次，吴家高陵南糖商号食盐专卖店误将海盐当晋大青盐卖，让一老者发觉，找到商号总理提出批评。周莹知道后，立即命盐店贴出告示，承认错误，以三倍价格赔偿给老者，高陵县人们听闻后，纷纷为周莹这一做法点赞。事后，周莹还让商店在门口挂了一块“诚实无诈自律自戒”的木匾作为警示，这也是中国商业史上仅有的两块“诫欺匾”之一，显得弥足珍贵。
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流亡到陕西，史称“慈禧西狩西安”。当时周莹是陕西商会的会长，住在泾阳安吴堡。她闻讯后，在泾阳买了5头硕壮的奶牛，连夜驱赶到慈禧的行宫所在。第二天当惊魂未定、寝食难安的慈禧刚起身，周莹就献上了一桶热腾腾的鲜牛奶，并捐资朝廷20万两白银。据说亡命逃难中的慈禧见状，感慨万千，一边喝着鲜牛奶，一边泪流满面地说：“看来，还是陕西人与朝廷一心呀!”
随后，慈禧太后召见了周莹。周莹对这次觐见相当重视，带了很多珍贵的礼物送给慈禧。据《泾阳史话续集》中，孙杰曼先生罗列安吴寡妇给慈禧的进献物，就包括“哮珠手串一件、象牙凉席两件、金佛像一尊、景泰蓝香炉一个、楠木卧床一张、楠木小圆瓶八个、金猴一个、景泰蓝食盒一对共八件”，如此丰厚的礼物，加之吴家后来又捐资了朝廷50万两白银，对如丧家之犬的慈禧来说不能不大受感动，于是，慈禧就认周莹为义女，并册封“一品诰命夫人”。
慈禧在陕西流亡了一年多，在过六十大寿的时候，周莹又送给她一幅由十二个屏面连接成的屏风做贺礼，金镶玉雕，价值连城，慈禧很是喜欢。后来，慈禧离开西安回京，由于屏风太大了，不好携带，就没有拿走。现在，这件屏风就被收藏在陕西省图书馆内，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明清时期的陕商兴衰
陕商的兴起得益于明代特有的边境政策。自元代起，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关中地区转移到了华北地区，陕西由行政中心蜕变为毗邻“九边”之地的西部重镇。为解决边防要塞的军粮与食盐供应，明代率先在甘陕和山西实行“开中之法”，将部分货物授权给拥有运销凭证的商人购买。以官盐为例，成本低而售价高，商人只要获得盐引，便有暴利可图。具有地缘优势的陕人机敏地抓住了这一政策利好，依靠纳粟贩盐、运输西部牧区必不可少的茶叶获利。为解决军布供应与赋税之需，陕西商民远赴江南购布，将布匹不远万里运送到西北九大边镇，置换为大量马匹。依靠“三边”（边盐、边茶、边布）生意，陕商成为西北边贸的核心及最大受益者。宋应星在《野议》评论明代盐政时就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和徽郡三方之人”。当时垄断西部贸易的陕西商人，每年经营的布匹达2700万匹，茶叶1125多万斤，皮革150多万张，羊毛2500多万斤，药材1500万斤，水烟700万斤，可谓通达天下、无所不包。
至明中期“开中之法”取消，加之两淮盐业以扬州为集散地，具有地缘优势的徽州随之崛起。陕商不得不退出发家地，转而向西重操旧业，以贩卖四川井盐牟利，进而掌握了川藏金融命脉，随川盐入黔将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自清以降，举凡井盐产区自贡、射洪、三台等地皆设有陕籍商号。茶业则继续保持了明代以来在西部茶叶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而在北部汉蒙边地，陕商则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蒙古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陕北区域经济。随着转运生意技巧愈发纯熟，除传统的盐茶布马外，陕商还涉及烟草、木材、药材、典当等行业，形成输茶于陇青、运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贩烟于江浙的地缘商帮团体，诞生无数富甲一方的“西秦大贾”，可谓盛极一时。
明清陕商能够通达天下，“万金账”与“东西制”两种独特的经营方式功不可没。陕西重农抑商的思想尤甚，只有在家贫无以为继或仕途无望时才被迫选择“以商求富”，因此维持生计也成为大多数陕人商贾道路的起点。在缺乏资本的窘境下，由于官贷归期过严，民贷利息太高，陕人多以合伙筹措资本，将各家投资人的股份、分红和认债等都明文造册。账册为布皮纸心，包装精美，长期锁在柜中保存，逢退股、纠纷时取出。名为“万金”，意为“富至巨万，财源滚滚”。这一账册规定的集资形式已经初具现代商业社会有限责任公司的形态，成为明清时期陕西商号最为广泛的资本组织方式。清代渭南大典当商贺达庭、户县商人开设的茶庄“德泰合”等大型商号均采取“万金账”的经营模式由小做大，分号遍及全国。
随着分号增开、市场扩大，做老板的常常分身无暇，以血亲关系起家的商号在人力上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经营规模。加之长途贩运的大宗贸易往往跋涉千里，耗时长久。以西安到康定为例，沿川陕间三十八马站，晓行露宿、鸡声茅店，行四十多日方可到达。山高水远必托付与信赖之人，因此陕商又创造性地通过“东西制”实现日常经营事务。所谓“东西”，分指财东与掌柜。根据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东西制”分为“领东掌柜制”与“水牌掌柜制”，前者以“记名开股”的方式给予掌柜股份，使其成为商号股东，调动掌柜的工作积极性为商号效命。清中期渭南焦家的“吉顺和”甚至将商号一半的红利分与大掌柜。领东掌柜的工作业绩也与福利挂钩，多数商号为鼓励掌柜长期效力，在掌柜退休后仍“许回坐号休养，照常分红”。水牌掌柜则不以人力入股，只负责经营商号获取固定薪水。
随着各色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沿海国门洞开，精致耐用又便宜的洋货如潮水般涌入内陆，传统商人面临着致命的打击，对于靠长途贩运赚取差价的陕商来说自然更不例外。战乱与外资入侵并不是陕商衰落的唯一因素，经营中出现的诸多内部危机早已露出端倪，不过是依赖几百年来相对稳固的政权与封闭的市场才隐而不显。
陕商们很快发现，久疏商场早已使他们习惯于地主农民的生活，而祖辈所积累下来的经商智慧在这个剧烈转型的时代中也竟毫无用武之地。当经济命脉掌握在外敌手中时，曾经遍及大江南北的陕商们如同长安一般，成为繁华落尽后的盛世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