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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级直男癌”背后,是我们对性别议题的蹉跎

2017-09-22 10:14:11    新京报书评周刊  参与评论()人

原标题:“史诗级直男癌”背后,是我们对性别议题的蹉跎

“一个女人,若一生生孩子不足两个,那么无论她如何努力,都注定是不幸福的。”

女权只是丑女蠢女迫害美女迫害传统女的东西。”

“抛开生产力因素,现代中国女人并没有比古代女人更幸福,甚至自我幸福感、婚姻稳定程度,平均还比不上落后的伊斯兰国家。”

“鼓吹女权,如同鼓吹动保、鼓吹同性恋、鼓吹不歧视黑人一样愚蠢。”

这些令人颇有些目瞪口呆的言论,来自网络红人@煮肘。他另一个更为显赫的身份是多益网络CEO,据称身价超过280亿人民币,跻身IT界十大富豪。他在微博上排山倒海、理直气壮的性别歧视言论,被网友封为“史诗级直男癌”。



煮肘的热门微博

事实上,每隔一段时间,网络上就会出现一番针对性别问题令人发指的歧视言论:女德家丁旋们还没走远,直男癌煮肘们又前仆后继。我们议论、谴责、声讨,他们却永远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煮肘还在他的账号上兴致勃勃地发表着“真知灼见”,对两性问题指点江山。不管是煮肘还是丁璇,我们发现,中国当下的性别歧视言论,往往喜欢拉上“传统”做垫背。

在他们口中,“传统”女性总是更幸福,因为她们遵守女德、遵守妇德。他们口中这样一个要求女性屈从于男性的“传统”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这个“传统”又是如何不断被再发明的?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在无谓的争论上,而在公共话语空间,对性别议题的严肃讨论和反思却一再被蹉跎。如此下去,下一个“超史诗级直男癌”,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撰文 | 贾韬

年复一年地旁观知识背景各异的学者或非学者讨论中国女性地位问题,我常常觉得不妨或浅陋或反讽地借用一下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论述的“传统之发明”这一概念:霍氏在其参与主编并撰写引言的《传统的发明》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宣示,诸多看似古老或自称古老的“传统”,往往起源甚晚,甚至干脆就是后来者的发明。

同样,晚近中国针对女性的不对等的德行要求,例如亲密关系中的忠贞、人际互动中的顺从、优良生活抉择中的以家庭为重等等,都更近于一类被发明或重新发明的行为准则,而未必是“传统”儒学必会导致并持守的道德规范。

性别问题的社交网络底色

狂欢式热点消费,常常使真正议题被掩盖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以来渐积土壤的、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传统文化复兴潮流以来重新盛行的女德教化现象,渐次回溯更久远的历史和更复杂的观念。

最为晚近的出发点,是社交网络时代的性别歧视倾向的回潮。

置身被社交网络重塑了传播、言论、乃至思想的生活中,在设想一个特定问题的严重程度和解决方案之前,似乎总是要首先剥除一些被极端化的表象:网络民粹(我在一切的可能性中最为褒义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激发了争论双方的表达意愿,迅捷的传播速度挑战了公众的鉴别力,自媒体热衷于借助相关话题谋求基于点击量和关注度的赢利,再加上性别问题容易挑动所有人的敏感神经……这些因素降低了信息、知识、和观点的平均质量,夸大了保守两性观的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跟风消遣者众,反思追问者少,从而使当代女德规训及其传播呈现为一种言过其实却又萦绕不去的虚假传统,并附带着种种适应新情势而被发明的女性处事准绳。

具体而论,很难说蒋庆的“安顿”中国现代女性的抱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儒家学者或儒学信奉者的普遍问题意识和价值倾向,也很难说女德家们既欠缺科学实证又欠缺传统文献依据的、关于女性操守和男性气概的教诲,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民间读经产业的水准。甚至,对他们的批评也未必有助于揭示女性真实窘境的多样性;而如果你碰巧还记得郜艳敏和杨改兰的名字,或者另外一些短时进入公众视线的具体女性个体的生命悲剧故事,或者其它若干枷锁般的性别话语标签,就不难反思精英阶层的目光狭隘和言论导向力量的无孔不入。

只不过,对照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前述特征,蒋庆们和丁璇们更易于成为千夫所指的靶标,并能够持续制造“痛快而安全”(该短语借用自鲁迅《而已集》中《革命文学》一文)的论题。换言之,近年网络上的最为流行的若干次性别问题探讨,都更远于一种对现实中的最紧迫问题的直面,而更近于一种对某些不足为训的言论和论者的“公开羞辱”(public humiliation)。



《千夫所指》中英文版封面

作者: 乔恩·罗森

译者: 王岑卉

版本: 九州出版社 2016年10月

在《千夫所指:社交网络时代的道德制裁》(英文书名是“So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 a Journey through the World of Public Humiliation”,出发点和况味都与中译和中文语境有所不同)一书中,记者乔恩·罗森(Jon Ronson)讲述了精致利己的撒谎者、疏忽大意的种族言论者和性别言论者、性丑闻被公开者、对特定群体有冒犯意味的照片当事人等被网络公众舆论“毁掉人生”的种种故事,也从另一个角度刻画了提供人肉搜索的技术人员、消除耻辱感心理干预工作者、助人重塑互联网形象的公司、甚至信奉公开羞辱的教化作用的法官的各异立场,甚至反思了著名的乌合之众理论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漏洞以及搜索引擎上被遗忘权的有无与类型。

当然,这本书并不专门涉及对性别困境的反思(尽管其中若干细节呈现了男女在类似处境下的不同遭际,犀利且微妙,值得一提),但对我们此刻的讨论来说,它直指社交网络的信息赋权和信息压迫性质,从而协助我们在设定主题之前过滤掉那些不必与之周旋的堂吉诃德风车。毕竟,在一场又一场“千夫所指”的狂欢及其所带来的智识优越感错觉中,真正重要的问题不仅无从解决,而且可能已经被遮蔽了。

“女德”教化的社会背景

经济转型时代,女性双重压力增大

如果说社交媒体常常错置问题的重点,那么,或许没有什么比社会学实证更能反映性别关系和性别观念的群体差异和历时变化的真实情形了。

一项高质量的现成参照,即是潘绥铭教授在2000、2006、2010以及2015年主持的四次全国18-61岁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它涉及对中国人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86-192个问题的回答和统计,期间形成了两部专著和一系列零散发布的统计结果和方法反思。尽管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常常强调性(sex/sexuality)与性别(gender)的区分,但一方面,相应的调查问题和分析都关涉了大量的社会身份与社会互动,另一方面,这项研究本身已经梳理了相关学者的倾向差别和理论脉络,并最终采纳了一种“主体建构视角”以超越生理-社会二元对立。

这项研究在规范性取向、理论框架选择和社会科学方法上都堪称典范。其具体结论有些有助于回击陈旧的性别言论,有些则有助于反思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土壤。可以说,是这样的社会学研究,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中常常发生的对传统之声势或当下之情状的独断认定,方堪为伦理学讨论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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