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维密”秀场中的“中国面孔”身上,体现的仍然是这个品牌内衣时装秀创设之初西方模特所呈现出的体貌特征,保持了模特清瘦的基本形态之余强化了肌肉线条,大面积外露的核心区、手臂和腿部尤甚。而“维密”模特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喜欢在个人社交网络页面上展示自己锻炼的场景,这些场景包括健身房器械练习、竞技体育、瑜伽、普拉提、舞蹈等,例如今年通过上海“维密”内衣时装秀复出的美国模特卡莉·克劳斯(Karlie Kloss)在“出征”之前就曾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络账号发布参加纽约马拉松竞赛并取得奖牌的照片,更有许多“相关方”提供各式各样的“维密”训练,营造出一种“今天少吃一块肉,明天维密我走秀”的励志感。
“维密”天使卡莉·克劳斯。
自上世纪80年代下半叶以来,“维秘”及其商业盟友一再强化的这种“自律”印象。直观地看,“维密”所推崇的女性形象可以被正面理解为鼓励广大女性突破自我,争取一种更加“健康”的身体形态。这一市场营销策略制定的同一时期,也是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兴起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运动试图打破性别的二元对立划分,夹杂了性解放运动和性少数群体平权运动,诉求更加多元。在这种社会整体风潮的驱使下,“维密”树立起的女性形象直接作用于女性群体本身,而不再借由男性群体施加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女性自身的自我规训。
如果压力来自对立性别群体,女性群体或许还能保持较高的警惕性和思辨力,但这种直接针对女性群体的商业营销模式通过商业手段、名流明星的合力推动,使得“维密”模特的形象成为了社会文化认可的理想女性形象,背后的隐忧很难被女性群体察觉。美国1990年代针对成年女性的一项心理研究表明,女性的自我价值认知大概基于个人成就、家庭接纳程度、伦理道德和外貌(包括但不限于相貌、身材、妆容风格、衣着品味)等几个方面,这些方面在不同阶段对女性的自我价值认知的权重有所不同,例如在受教育阶段,学业相关的个人成就权重相对更高,但总体而言外貌仍是女性自我价值认知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女性对外貌的自我评价直接受社会文化中的理想形象的影响,而对外貌的价值自我评估又会影响到个体对他人评价的关注程度及对自己身体的满意程度。“维密”通过商业广告、时装秀和社交网络将品牌确立的女性理想形象打造成为社会文化中的形象模板,降低了多数女性对自己身材的满意度,增强了女性对他人评价的关注程度,由此形成的女性自我否定和对他人的依赖心理正是反女性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