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的婶子，她的痛苦只是被作为农民工问题来表述，她的爱和倾诉也被作为一个农民工问题衍生出的问题而对待，无法拥有独立的价值。
就像梁光正，这里我指的是我真实的父亲。他一直不认命，他一生都在努力让别人把他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农民来看待。我想，这也是他始终坚持穿白衬衫的隐秘心理。在他内心深处，他希望把自己纳入到一个更宽广的存在。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他的种种荒诞与可悲可笑。
当我们站在这里，诉说我们的痛与爱时，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自己，它几乎成为一种权力，因为话语本身就是权力，拥有话语权就是拥有权力。我们没有把我堂婶的痛与爱也放进去，没有把梁光正的痛与爱放进去，我们的灯光如此明亮灿烂，我们的语言如此华美高雅，而我的堂婶，住在一座散发着发霉味道的老旧房屋里，日复一日做着单调的工作。她的语言粗糙俗气。她说她的儿子要死了，她看见黑压压的蚊子落满蚊帐，她说火车上人太多她不想活了，她每天紧紧抱着她的小儿子，像抱着一个珍宝，她害怕再次失去。
这样来讲，并不是说一定要心怀内疚，连自己生活中的愉悦、舒适都不能享有。不是这样。每个人有权力拥有个人的幸福，有权力享受生活中的“小确幸”。这些毫无问题。我只是想说，我们要警惕这些小确幸，警惕所使用的日常词语，要在观念层面要有所意识。我们的痛与爱被分出了层次，高低和优劣。在我们的文化内部，生命本身并不被认为有多大价值，你的价值被依附在你成功与否你挣钱多少上。当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或者价值低的时候。你就不被认真对待，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人。这一观念里面包含一个冷的内核，即我们对人、对人自身是冷漠的。这是我们文化结构里面非常大的负面的因子，也是我们很多大的行动的依据。更进一步来讲，为什么一个农民，一个收垃圾的，一个保洁阿姨，一个保安，他们不能过很有尊严的生活？因为这些劳动被认为价值不高，它被分了三六九等，并依此进行相应的管理。在这样一种文化思维和政治思维下，每个人都面临着被分门别类、高低优劣的危险。换句话说，我们的“小确幸”并非就是确定的，它被包裹在整个社会形式之中，随着社会形式的变动，也面临着随时被拿走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