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当种种艺术观念的争论烟消云散时,安格尔与德拉克洛瓦,由于他们的作品完美地体现了各自的审美内涵,都被尊为了大师,但德拉克洛瓦对整个艺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却是安格尔根本无法相比的。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当代”所以争论不休,恰恰说明当时人们从来不是以作品本身作为价值判断的起点,相反总是以潜藏在作品背后不同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作品的。没有西方整个价值体系的更新,毕加索、马蒂斯等是不会被尊为大师的。所以,对于当代人最重要的莫过于对新的价值标准的探寻,作品在何等程度上体现某种新价值标准,也就在同等程度上具备了获得新的价值的前提。
当我们只强调大师的作品本身时,艺术史实际就变成了陈列大师完美作品的画廊,我们瞄准的仅仅是作品本身所呈现的一切:特定的审美境界、语言范式、技巧等等,而潜藏在这些作品背后的更重要的东西却被忽略了。事实上,大凡承前启后的大师,总是以他们特有的敏感,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酝酿和完成了他的时代价值体系的变化,他的灵魂运动因而也成为该时代的灵魂,作品不过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结果而已。凡·高燃烧的笔触是他生命状态的表现,也是19世纪、20世纪相交的整个西方灵魂的不安;宋人悲悲切切的心态,才产生了“长吁短叹”的词的样式。
艺术家的可悲,莫过于太执著于做一个艺术家,这会使艺术家把自己置身于整个以大师为标志的艺术史面前,而不是痛感到自己存在于这个活生生的时代中。一旦语言、技巧、风格成了艺术家的目标时,艺术家就变得像工人不得不上班那样,艺术便在“自律”的幌子下,失去了它生命冲动的自足状态。
从这个角度说,那种刻意想通过“纯化语言”,眼睛盯着大师作品和博物馆的心态,才是一种真正的急功近利。至于新潮艺术家,他们作品中的躁动,他们行为上的热切,与其说是想去高雅的艺术殿堂争牌位,不如说是急于要冲破社会对自己生命的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