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中，唯有《红楼梦》是在清代成书，故而这部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东渡日本的时间也是最晚。虽然如此，《红楼梦》在日本，也已经度过了两百多个春秋……
从乍浦到长崎
《红楼梦》小说流传到日本的速度，可以说是出人意料地迅速。在18世纪后期直到19世纪晚期一直在长崎从事日清贸易的富商村上家曾经在自己的私人文书，记载了从中国进口药材、杂货，兼营书籍类营业情况。文书中有一册厚厚的《差出帐》，以进长崎港的清船为单位，详尽地记录了村上家所经营的贸易品目和数量。根据这本账本的记载，日本宽政五年（1793年）11月23日，清商王开泰的“寅贰号”商船从浙江乍浦港（今属浙江平湖）起航驶往日本。12月9日，商船抵达长崎港。船上载有中国图书67种，其中便有《红楼梦》“九部十八套”。这个时间，距离程伟元、高鹗第一次以木活字刊印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世称程甲本）刚刚两年，而距程、高第二次刊行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世称程乙本）则仅有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所谓“九部十八套”的“套”，应是指套装线装书的布制函。按一百二十回的程本系统，每册五回，每部24册，每12册作一函套。九部《红楼梦》线装书正好十八套。
程甲本《红楼梦》
遗憾的是，虽然《红楼梦》进入日本几乎与其在大陆的流传同步，在江户幕府时期（1602-1867年），《红楼梦》却几乎没有流传到社会上。它的主要用途，与其他进入日本的明清白话小说一样，是汉语口语教科书（原因详见《澎湃翻书党》2017年2月21日发表的《水浒传在日本》一文）。
但《红楼梦》又有其特殊之处。众所周知，虽然曹雪芹笔下也使用了一些南方方言的词汇（譬如用来表示“东西”的“物事”即来自长江三角洲的吴方言），但《红楼梦》的语言主干是当时的北京口语。这就使得仍在学习南京官话（“唐话”）的日本“唐通事”（江户时代主管与中国商船通商业务的翻译官兼外交官）感到有些另类，故而只将《红楼梦》用作自习教材。只是到了明治维新之后，随着1871年《中日通商条约》的签订，由于需要与来自北京朝廷的官员打交道，日本国内的汉语口语学习才急速转向了北京官话。为了学习地道的北京官话，《红楼梦》终于被选为高级口语教材，由唐通事的后裔和来自清朝的教师协同讲授，其学生则大多数是唐通事的后裔、汉学者和武士阶层的子弟。1876年，作为培养译官机构的官立东京外语学校甚至聘用了从北京来的旗人薛乃良担任“北京语”教师。东京外语学校曾严格要求学生会读会说会背从四书五经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之类的中国古典小说。那时用的《红楼梦》是同治五年（1866）春“镌维经堂藏版”的120 回本《绣像红楼梦》。
来自吴语的“物事”（读如“么事”）
不过，直到明治十一年（1878年），幕末前上州高崎藩藩主大河内辉声（号桂阁，1848-1882年）与清廷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谈到流传日本的中国白话小说时，仍然只能列举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乃至少儿不宜的《金瓶梅》与《肉（玉）蒲团》。倒是黄遵宪大发感慨，极力推荐《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其妙也”。黄遵宪的话，激起了大河内辉声对《红楼梦》的兴趣，他从清朝公使馆员手中借到此书，不仅通读完毕，还为其加训断句，请使馆人员为其加注准备出版日语评注本。但遗憾的是他35岁就去世了，出版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艰难的翻译之路
明治中期以后，日本渐渐有人开始尝试翻译《红楼梦》。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汉学者森槐南（名泰二郎）摘录翻译了第一回的楔子，发表于《城南评论》第一卷。与此同时，他还给予《红楼梦》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名著。如此看来，他乡得遇知音，想必曹雪芹九泉之下也会欣慰的吧。到了大正时代，日本兴起了一股翻译中国白话小说的热潮，《红楼梦》也不例外。早在大正五年（1916），岸春风楼（生卒年不详）出版了《新译红楼梦》上册。他原计划把全120 回的摘译分为三册出版，可是只坚持到第三十九回就中断了。直到大正十一年（1922年），随着平冈龙城译注（名义上是与幸田露伴合译）的三册本《国译红楼梦》问世，《红楼梦》才开始在日本大众中传播。但是，这个日译本的底本是1912 年刊行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所以该译本只到第八十回。
然而，一百二十回的全本《红楼梦》的翻译却难产了。究其原因，还是《红楼梦》的口语特性。明治维新、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对清代中国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分裂。一方面，“清国奴”、“支那人”的蔑称相继出现，作为“支那语”的汉语口语自然也变得没有什么地位，沦为只在日本对华外交、通商、军事上使用的“特殊语言”。但另一方面，日本却仍然看重经书诗文等传统汉籍（它们常被称为“汉文”或者“汉学”），从作为明治维新之发端的政府公告文书《五箇条の御誓文》到1945年裕仁天皇发布的《终战诏书》，类似汉语文言文的训读转换文一直作为日本政府的官方书面语存在。在当时日本人的意识中，汉学和“支那语”长期被认为互不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