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中国的乡村发展，是是在工业化背景下发生的。从我的观察来看，当我们说传承农业遗产、文化，保护乡村时，我们的保护对象具有活性，它是和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保护它是个动态的过程。与此同时，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是工业化的、城镇化的，如果我们仍处于传统农业，也就不必担忧这些事情了。
我曾评审过一篇讲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的文章，其中提到：要想把文化保护下去，需要考虑如何把被动的“要我保护”转化为“我要保护”。我也做了很多调研，涉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企业和当地农民的关系，怎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即工业化、城镇化事业下农民的行为选择。农业文化也好，乡村文化也好，它的保护和传承，需要一个“共同传承体”。大家都要参与，必须考虑好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农民的利益保障和生活现代化问题。
利益的调节中，最关键的就是组织化的方式。英国19世纪40年代的罗虚戴尔合作社就是以相互之间的互助合作，而不是公司形式来组织的。当然，这个原则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变化，尤其是在资本主导经济的情况下，它又把资金、资本的要素吸收进来，建立了一个现代的合作制度，劳动的联合和资本的联合融合在一起。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就是在发展混合所有制和员工持股，这是可以探讨的。因此我认为，村民的生活方式要保护下来，实际上它是在做贡献，这种贡献应该是一种传统知识产权的安排。从共同传承体的角度看，我们要保护，但不是不允许任何人改变才叫“原汁原味”。在西江，山下的就业机会和收入都不错，山上就差一点，从产业布局的角度探索，它就在山上做休闲性的东西，山下做表演性的东西。当然还有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其他思考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