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峰：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迷思与出路
乡村旅游是发生在乡村地区以乡村性（rurality）为依托的旅游活动，其核心是乡村旅游社区，包括乡村环境、乡村遗产、乡村活动。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发展乡村旅游的最终目的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从乡村旅游的主体即旅游者来看，乡村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乡村生活体验；从乡村旅游的客体即乡村旅游地来看，其优势在于生产、生活、生态的三位一体；从乡村旅游的介体即乡村旅游业来看，具有一手牵着农民和市民、一手托着农村和城市、连接（融合）一产和三产的特性，应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其重心仍是“农”，旅游只是推手。
从产品端来讲，乡村旅游发展可划分为4个阶段：1.0阶段（雏形期）的乡村农家乐、2.0阶段（发展期）的乡村休闲、3.0阶段（成熟期）的乡村度假和4.0阶段（突破期）的乡村旅居。政策引导、城镇化拉动、汽车普及、投资驱动、新消费革命（旅游、健康、智能）是当前乡村旅游发展的五大推手，“大乡村旅游时代”已经开启。
崔峰：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迷思与出路
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着种种迷思。一是空间开发的遍地性和适应性。是遍地开花、“一窝蜂”式野蛮生长，还是依赖于特定的区域（资源、区位、自然生态、产业支撑、人力资源、资本、地域文化）和市场因素（需求偏好、需求半径），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二是客源定位和模糊化或精确化。浙江德清针对乡村高端度假游客提供管家式、一站式高品质服务的经验具有启发性。
三是发展路径的克隆化和差异化。盲目复制和照搬是目前乡村旅游普遍存在的问题。
四是项目设计的现代性和乡村性。我们并不反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但是在时代的浪潮中，如果背离现代需求，一味追求传统事物的形式，则有可能南辕北辙。在乡村旅游中，文化打造最大的痛点和难点，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挖掘，而是对现代消费的理解，以及如何让其嫁接和“活化”。
五是游客体验的生活化和表演化。坚持原住房、原住民、原生活、原生态的“五原”原则十分重要。
六是投资/获益主体的本地化和外来化。当前，乡村旅游已成为投资的蓝海，有些资本到来后，为了尽快回笼资金不计后果盲目发展，俨然将乡村旅游项目变成了一个吸金利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外来资本把农民“挤出去”的现象，这样的乡村旅游不是原本意义上的乡村旅游。
七是发展动力的内源式和外源式。目前很多乡村旅游项目都是依靠乡村外部力量在推动，忽视了市场构建和乡村内部经营主体的培育，最终难以持久运营，不仅产生不了现金流，而且增加了政府的负债。
八是管理方式的粗放化和精细化。以袁家村为例，从2007年起，由村长带头建立的袁家村，经过不懈努力，摸索出了符合自身特色的管理模式：商户分组自治制度。同时袁家村对运营管理细节上的把控也极为严格。
乡村旅游发展有以下几条可能的发展路径：开发布局上要因地制宜；融资途径上注重“乡贤”资本；开发机制上推动多方参与、互利共生，通过农民入股或组成旅游协会、旅游经营联合体等形式，积极引导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决策，防止农民“失土又失业”“出力不受益”；发展方式上要因时而异，在市场需求、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核心要素满足的条件下，乡村旅游会进一步发展壮大，当到达稳定期后，就应该从外部引进资本、知识与技术，创新制度与技术，将传统的外生式和内生式发展方式相结合；产品打造上要深挖在地文化、融合创意元素；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