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台湾建省,图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载自《台湾三百年》)
特别是1860年后,因《天津条约》而开埠的台湾,借助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资金和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形态和管理背景等因素,台湾现代化的脚步,是越来越快,台湾也越来越成为中华文明与其他国家接触、交流、沟通的区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台湾的港口与城市也逐渐发展起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带来了其他国家对台湾的觊觎。日本人策划的牡丹社事件,让清政府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让世界其他各国知道:“这里有一个富饶的帝国,它将随时自动地给你支付赔款而绝不进行战斗。支那的命运的确结束了。”
随着清政府对台湾军事的加强,以及对台湾的建设,如1875年解除大陆人到台湾的限制,台湾躲过了法国的魔爪,却最终落入日本的虎穴。
在对外的接触中,台湾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形式,台湾成了中国东南海防的重中之重,台湾也让清朝的统治者们意识到海防的重要性,以及台湾的重要性。可以说,台湾作为中华文化对外的一种接触,带给中国的认知与变化,实在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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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期是《发现台湾:1620—1945》一书的第三部分。日据时期是台湾历史中最为沉痛的50年,也是中国历史和台湾历史中最需要反思的阶段。
日本占据台湾后,一方面,为了恢复本国的经济,加大对台湾的经济控制,极力排除其他国家在台湾的势力,努力培植台湾人为自己的代言人;另一方面,极端重视对台湾的政治、文化控制,对反对势力残酷镇压,文化上采取同化主义,改变台湾人的生活习惯与精神,灌输“忠于天皇”的思想,实行培养“忠心守法”的奴化教育政策。
1895年甲午海战后,清廷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央图】台湾分馆提供)
在日本这样的政治、文化、思想、经济的控制之下,台湾成了为日本本土提供经济的源泉。书中通过诸多细节,展现了日据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简要记录了台湾一些名人名企在日据时期的经历。这些,都是我们了解和反思当今台湾现状必不可少的因素。
作者们按着时间的顺序,清楚地展现了台湾1620—1845年的历史。但这种清楚地展现,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在书写台湾历史的同时,也在探讨着台湾历史与中国大陆历史之间的关系,包括从政治、文化、经济、思想、军事、企业发展等各个方面。
如果我们仅仅孤立、片面、局限地来看台湾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台湾的历史与发展,仿佛是一个大杂烩——中国人、日本人、欧洲人都对这个隶属于中国的岛屿产生了影响,让台湾在经济模式、农业生产、社会发展、政治文化等许多方面于大陆差异较大。
但如果这就是我们看待台湾的基础,那么,我们就不能清晰、准确、深刻而实事求是的发现台湾,认清台湾,面对台湾,也就更谈不上解决当今台湾社会和两岸关系问题。
正如书中提及的台湾著名政治人物连战的祖父连横,在自序其巨著《台湾通史》时写到:“然则台湾无史,岂非台人之痛欤?”
如同连横一样,《发现台湾:1620—1945》的作者们也敏锐而深刻的意识到:“没有历史的深厚基础,没有后来者对先行者功过的客观认可与虚心检讨,现代化的努力只会是空中楼阁。”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努力走向并创造美好的未来生活,就需要我们全面、客观、诚恳地来面对和分析台湾的历史,才能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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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台湾的发展,都与大陆密不可分,特别是17世纪之后的台湾历史。
台湾岛,面积不到3.6万平方公里,距离大陆最近处有100多公里,四面环海,植被丰富,物产也不少。这特殊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历史上中央对它不同的理解与态度。
我们试以中国历史上的明朝和清朝为例。众所周知,历史上,我们中国是一个工业大国、强国,农业文明是我们文化传统中的主要内容与形态,因此,我们对海洋可谓是不甚了了。特别是受交通工具,主要是航海交通工具的限制,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很少探索海洋。
受到郑和下西洋的影响,明朝虽然对台湾有一定的开发与简单的管理,但是从根本上,在思想观念层面上,依旧视台湾岛为四夷之地。
1622年,荷兰军官雷尔声侵占澎湖岛并要求割让澎湖且允许自由贸易时,时任福建巡抚商周祚就回答说:“你们先退回巴达维亚,或转往台湾再说。”
明朝虽然在开辟与建设台湾,但却在台湾海峡上影响有限。以郑芝龙、郑成功为核心的“海盗团体”,反而成为了台湾海峡的实际控制者,郑芝龙甚至以“守备”职衔对来往船只(且不论船只之性质)收取“保护费”,实际是把政府的海关税放进自己的腰包。
清朝时,虽然对台湾的行政级别逐步在提升,但限制大陆人口迁徙到台湾的政策一直是没有放松过,直到1875年才放弃此限制。也正是在此之后,台湾在以刘铭传为首、为代表的一批的官员,将台湾建设成为中国最进步的一个省份。
刘铭传任职期间打造的台湾最早的火车头“腾云一号”(曾明惠摄)
同时,清政府与其他国家的外交结果,以及外交政策,也直接影响着台湾的历史。如,中法之间,因为外交谈判不成,而走向战争,却致使台湾成为海上主战场;《马关条约》的签订,导致台湾直接为日本所占领。
可以说,台湾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统治者受传统文化影响对台湾认知的不够深刻与全面,以及统治者外交上的策略与行为等,都直接决定了台湾的历史与大陆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唇齿相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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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围绕着台湾发生的事件与变化,也在影响与改变着中国统治者对台湾与海洋认知。
同时,也开拓了中国统治者对世界的认知。传统上,地处大陆腹地的中国,以农业为社会的基础,农业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要形态,中华民族所面对的诸多问题,都是来自陆地,特别是西北与北方。而南方的海洋,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是统治者很少面对的。
欧洲国家则不同,特别是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当欧洲国家可以长途航行到中国沿海地带时,中国统治者们就要开始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动的从海洋上与其他民族开始打交道了。
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不断深入,在通州区潞城镇棚户区改造工程中,考古人员最近发现多座汉代至明清墓葬,其中,一座汉代马蹄形窑址较为罕见,证明了汉代砖室墓葬与窑址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