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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上的每件衣服,都诉说着人性的七情六欲

2017-12-07 12:58:05    凤凰文化  参与评论()人

为了防范宫嫔宫女亲近小皇帝,于是宫中女子“皆为穷绔,多其带”。穷绔近似今天的裤子,前后有裆,用带系住,还不是完全的封裆。这样做是为了防御的需要:一是阻挡宫女勾引天子,坏了皇后独享雨露、独揽孕育太子的事;二是阻挠天子企图荒唐时,不那么方便。

史书没有交代令宫女穿穷绔究竟有多大作用,反正娃娃皇帝在位十三年,二十一岁就归了西。汉昭帝是病死还是他杀,至今仍是一桩历史悬案。这事发生在公元前几十年,比维多利亚时代早多了。可是,男人对女人是万恶之源的认识,却如此相似。

东西方女人被禁锢的肉体与灵魂,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迎来了解放的黎明。社会的进步使上流社会、中产阶级、职业女性有了直接介入男性群体的机会。在男性社会的默许下,她们开始穿上漂亮的裙装参与到专属男人的体育运动中。

上流社会的一些男人主张民主自由,允许女人同他们一道在溜冰场上旋转,在网球场上步履蹒跚地挥动拍子,或昂首挺胸地骑自行车,等等;但整个社会而言,鼓励女人在运动场上夺取胜利的人寥寥无几。参与体育运动,促使女装从里到外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根本性变化,首先是思想前卫的女性穿上了男性象征的长裤。进步服装杂志推波助澜,乘机刊登一些具有革命意义的内衣广告,女人内裤居然以两条腿分开的形式呈现在大众眼前。

嚣张的广告旋即惹怒了卫道士,说这不是简单的平面广告,是别有用心。教会也以“道德领袖”姿态,出来指指点点。结果,广告中的女式内裤再出现时,裤腿又叠在了一起。真正在服饰上动摇男权根基的,是二十世纪初横扫整个欧美大陆的现代舞蹈狂飙。充满情欲暗示的伦巴、摇摆舞,把美国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男女圈了进去。

女人同男人一起公开演示着一场集体的狂欢,她们狂热而恣意地同男人一起扭臀摆腰,要在疯狂的肢体摆动中获得肉体和精神的快乐,挣脱男人为她们预设的窈窕淑女的角色定位。商人们适时地开设了大众舞厅,便宜的入场券让普通阶层的女人获得了涉足舞厅的社交机会。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的女人都在跳舞。伦巴和摇摆舞,肢体动作剧烈,穿维多利亚时代的紧身胸衣,就限制了自己在新潮社交舞中放纵。

伦巴舞蹈

从前上流社会流行的正式交谊舞,要求男人和女人严格按照既定的舞步,矜持地旋转,身体不可有丝毫摇摆。摇摆就是浪荡。当然,女人身体牢牢禁锢在塑造蜂腰身材的束腰紧身胸衣中,胸衣有若干层,面料多是坚固的亚麻、帆布、棉布,并且还用鲸鱼骨加固。如此这般,女人想摇摆也摇摆不得。胸衣压迫了正常的呼吸,稍微剧烈的运动就可能导致晕厥。沉湎于伦巴和摇摆舞的女人们,迫切需要解放身体,于是,轻便的胸罩应运而生。

柔软轻便的胸罩,让跳摇摆舞的年轻女性欣喜若狂,却把卫道气得咬牙切齿。鲸骨紧身胸衣塑造了男人眼中完美迷人的女性身材,又杜绝了女人身体随意晃动勾引男人。因此,在象征的意义上,鲸骨胸衣是女人坚守妇德的盾牌,放弃鲸骨胸衣,拥抱胸罩,无疑是放弃自律。身体的放松,意味着女人贞操的堕落。女人是不允许无拘无束欢乐的,无拘无束和自娱自乐本身,就是行为不检点。

时至今日,所谓讲究品位的中西方男人,仍然要求自己的女人穿好内衣,穿规矩的内衣。T型台下,如果不是身体的原因,或生病,或年老体弱,女人不穿内衣仍会被解读成放荡。贾平凹在《废都》中,从最细微处描绘与作家庄之蝶偷情的唐宛儿是如何的轻浮肆意,特别写到唐宛儿有意不穿内衣去幽会庄之蝶:“妇人也随后蹑脚儿进来,无声关了门,就又作一处状,极快地将衣服脱了。庄之蝶说:‘你没穿乳罩也没穿裤头?’妇人说:‘这叫你抓紧时间嘛!’”

然而,极端女权主义者也曾号召女人放弃胸罩,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性革命的爆发,她们还当街焚烧为强调女人乳房而加了钢托的胸罩。她们对胸罩有很深的怨恨,视它为男权强加给女性的精神枷锁的物化表现。

这个光天化日下的焚烧行为,更像是争平权的象征,挣开了枷锁,意味着和男人站在了一个平台上。六十年代的女性,出门依然是要穿胸罩的,她们更多是选择轻便、轻薄甚至所谓无痕的款式。后来的女权主义者,理性而温和,不刻意在穿衣打扮上向男性靠拢,也不刻意在服装上搞出动静。所以,她们也会流连于凸显女性妩媚的胸罩,也会为心仪男人穿撩拨性趣的情趣内衣。

牛仔裤,暧昧的反叛

反叛的精灵一直在青年人头上盘旋,寻找着陆的新时机和服饰载体。八十年代中期,西方刮来摇滚风。作为西方青年文化的代表,摇滚乐以轻骑兵似的凛凛威风,迅速地征服了中国青年,尤其是六十年代末生人。这一代人的精神历程相对简单,没有参军当兵扛过枪,没有到农村边疆下过乡,他们的文化意识和思想意识几乎与传统脱节,从而成为西方亚文化进入中国的最佳着陆点。

中国较早的一支摇滚乐队,叫“万李马王乐队”,主要翻唱披头士、滚石的作品,存在时间不长。1984年,臧天朔、王勇和丁武等人组成的“不倒翁”站上了历史舞台。这时的摇滚,被主流文化视为“异端”的声音,承载了所有负面的西方文化意象,结果,受政府干预,不倒翁出现一年左右就倒了。

万李马王乐队

然而,不倒翁们的反叛之声——解构主流价值,释放真实自我——却通过邋遢破旧的牛仔裤,在青年群体中回响不绝。不过,那是另一种风格的反叛,抑或说是暧昧的反叛,颇具中国特色,全然失去了牛仔裤在西方的锐气。

最旗帜鲜明地在牛仔裤上宣示反主流文化意识的,是二战后在英伦出现的朋克。多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朋克,在牛仔裤膝盖处搞出许多窟窿,配上绘制了污秽语言、色情暴力场景的T恤,以发泄内心的愤怒和恐慌。

男女朋克喜涂厚厚的口红,面部妆容苍白,头发剃掉,脑门留一缕头发,染成光怪陆离的颜色,或红,或绿,或蓝。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迪克·赫伯迪格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中称朋克的装束,是对战后社会现状——失业率上升、经济萧条,以及社会冷漠的无可奈何的反抗。

但这种服饰上的无奈反抗,到了中国却有了几分媚外和时尚。

大约在不倒翁乐队倒下后的一两年,牛仔裤这个从前西方工农的服装,进入了南方商家的视野。广州生产出了中国自己的水磨砂洗牛仔裤,并北上进京展销。刚刚脱下肥大衣衫,从清教徒式的生活场景出来的民众,以格外喜悦的心情,拥抱了这个贴身塑体、臀部线条毕露的帆布裤装。穿牛仔裤,让他们与西方有了肉体的接触,感觉到了西方的存在。但这预示着牛仔裤反主流的西方语义,在进入中国那一刻,就被消解,被重新书写,最终成为时尚消费的符号。

果然,追风逐潮的青年顺手遗弃了松松垮垮的旧式长裤,换上牛仔裤上班,出入严肃的社交场合,抒发着跃跃欲试的时尚情怀。这个裤装起初的西方语义——粗犷,简朴,实用,就这样在国内青年迎接时装的姿态中隐退了。

具有反讽意味的,正是通过这种看似没有既定政治目的追逐衣衫的时尚,青年一代在穿语言随便的牛仔裤的过程中,打破了父辈文化正襟危坐的规矩,完成了对以严肃制服、死板正装为特征的主流文化的某种背叛。

背叛是温和的,散漫而无意的,完全没有西方反叛青年的激烈和设计。有所设计或预谋地把牛仔裤作为反主流文化符号,是1986年以后的事。1986年5月9日晚,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一位年轻人登台了,背一把吉他,着装随便,松紧口的裤管一高一低,很不正经的样子。

这人就是25岁的崔健。在观众愕然、不及反应时,崔健,这位北京交响乐团的小号手,用粗哑的嗓音,在万众眼前发出了国内亚文化叛逆的初啼——《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崔健

关键词:衣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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