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范宫嫔宫女亲近小皇帝，于是宫中女子“皆为穷绔，多其带”。穷绔近似今天的裤子，前后有裆，用带系住，还不是完全的封裆。这样做是为了防御的需要：一是阻挡宫女勾引天子，坏了皇后独享雨露、独揽孕育太子的事；二是阻挠天子企图荒唐时，不那么方便。
史书没有交代令宫女穿穷绔究竟有多大作用，反正娃娃皇帝在位十三年，二十一岁就归了西。汉昭帝是病死还是他杀，至今仍是一桩历史悬案。这事发生在公元前几十年，比维多利亚时代早多了。可是，男人对女人是万恶之源的认识，却如此相似。
东西方女人被禁锢的肉体与灵魂，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迎来了解放的黎明。社会的进步使上流社会、中产阶级、职业女性有了直接介入男性群体的机会。在男性社会的默许下，她们开始穿上漂亮的裙装参与到专属男人的体育运动中。
上流社会的一些男人主张民主自由，允许女人同他们一道在溜冰场上旋转，在网球场上步履蹒跚地挥动拍子，或昂首挺胸地骑自行车，等等；但整个社会而言，鼓励女人在运动场上夺取胜利的人寥寥无几。参与体育运动，促使女装从里到外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根本性变化，首先是思想前卫的女性穿上了男性象征的长裤。进步服装杂志推波助澜，乘机刊登一些具有革命意义的内衣广告，女人内裤居然以两条腿分开的形式呈现在大众眼前。
嚣张的广告旋即惹怒了卫道士，说这不是简单的平面广告，是别有用心。教会也以“道德领袖”姿态，出来指指点点。结果，广告中的女式内裤再出现时，裤腿又叠在了一起。真正在服饰上动摇男权根基的，是二十世纪初横扫整个欧美大陆的现代舞蹈狂飙。充满情欲暗示的伦巴、摇摆舞，把美国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男女圈了进去。
女人同男人一起公开演示着一场集体的狂欢，她们狂热而恣意地同男人一起扭臀摆腰，要在疯狂的肢体摆动中获得肉体和精神的快乐，挣脱男人为她们预设的窈窕淑女的角色定位。商人们适时地开设了大众舞厅，便宜的入场券让普通阶层的女人获得了涉足舞厅的社交机会。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的女人都在跳舞。伦巴和摇摆舞，肢体动作剧烈，穿维多利亚时代的紧身胸衣，就限制了自己在新潮社交舞中放纵。
伦巴舞蹈
从前上流社会流行的正式交谊舞，要求男人和女人严格按照既定的舞步，矜持地旋转，身体不可有丝毫摇摆。摇摆就是浪荡。当然，女人身体牢牢禁锢在塑造蜂腰身材的束腰紧身胸衣中，胸衣有若干层，面料多是坚固的亚麻、帆布、棉布，并且还用鲸鱼骨加固。如此这般，女人想摇摆也摇摆不得。胸衣压迫了正常的呼吸，稍微剧烈的运动就可能导致晕厥。沉湎于伦巴和摇摆舞的女人们，迫切需要解放身体，于是，轻便的胸罩应运而生。
柔软轻便的胸罩，让跳摇摆舞的年轻女性欣喜若狂，却把卫道气得咬牙切齿。鲸骨紧身胸衣塑造了男人眼中完美迷人的女性身材，又杜绝了女人身体随意晃动勾引男人。因此，在象征的意义上，鲸骨胸衣是女人坚守妇德的盾牌，放弃鲸骨胸衣，拥抱胸罩，无疑是放弃自律。身体的放松，意味着女人贞操的堕落。女人是不允许无拘无束欢乐的，无拘无束和自娱自乐本身，就是行为不检点。
时至今日，所谓讲究品位的中西方男人，仍然要求自己的女人穿好内衣，穿规矩的内衣。T型台下，如果不是身体的原因，或生病，或年老体弱，女人不穿内衣仍会被解读成放荡。贾平凹在《废都》中，从最细微处描绘与作家庄之蝶偷情的唐宛儿是如何的轻浮肆意，特别写到唐宛儿有意不穿内衣去幽会庄之蝶：“妇人也随后蹑脚儿进来，无声关了门，就又作一处状，极快地将衣服脱了。庄之蝶说：‘你没穿乳罩也没穿裤头？’妇人说：‘这叫你抓紧时间嘛！’”
然而，极端女权主义者也曾号召女人放弃胸罩，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性革命的爆发，她们还当街焚烧为强调女人乳房而加了钢托的胸罩。她们对胸罩有很深的怨恨，视它为男权强加给女性的精神枷锁的物化表现。
这个光天化日下的焚烧行为，更像是争平权的象征，挣开了枷锁，意味着和男人站在了一个平台上。六十年代的女性，出门依然是要穿胸罩的，她们更多是选择轻便、轻薄甚至所谓无痕的款式。后来的女权主义者，理性而温和，不刻意在穿衣打扮上向男性靠拢，也不刻意在服装上搞出动静。所以，她们也会流连于凸显女性妩媚的胸罩，也会为心仪男人穿撩拨性趣的情趣内衣。
牛仔裤，暧昧的反叛
反叛的精灵一直在青年人头上盘旋，寻找着陆的新时机和服饰载体。八十年代中期，西方刮来摇滚风。作为西方青年文化的代表，摇滚乐以轻骑兵似的凛凛威风，迅速地征服了中国青年，尤其是六十年代末生人。这一代人的精神历程相对简单，没有参军当兵扛过枪，没有到农村边疆下过乡，他们的文化意识和思想意识几乎与传统脱节，从而成为西方亚文化进入中国的最佳着陆点。
中国较早的一支摇滚乐队，叫“万李马王乐队”，主要翻唱披头士、滚石的作品，存在时间不长。1984年，臧天朔、王勇和丁武等人组成的“不倒翁”站上了历史舞台。这时的摇滚，被主流文化视为“异端”的声音，承载了所有负面的西方文化意象，结果，受政府干预，不倒翁出现一年左右就倒了。
万李马王乐队
然而，不倒翁们的反叛之声——解构主流价值，释放真实自我——却通过邋遢破旧的牛仔裤，在青年群体中回响不绝。不过，那是另一种风格的反叛，抑或说是暧昧的反叛，颇具中国特色，全然失去了牛仔裤在西方的锐气。
最旗帜鲜明地在牛仔裤上宣示反主流文化意识的，是二战后在英伦出现的朋克。多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朋克，在牛仔裤膝盖处搞出许多窟窿，配上绘制了污秽语言、色情暴力场景的T恤，以发泄内心的愤怒和恐慌。
男女朋克喜涂厚厚的口红，面部妆容苍白，头发剃掉，脑门留一缕头发，染成光怪陆离的颜色，或红，或绿，或蓝。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迪克·赫伯迪格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中称朋克的装束，是对战后社会现状——失业率上升、经济萧条，以及社会冷漠的无可奈何的反抗。
但这种服饰上的无奈反抗，到了中国却有了几分媚外和时尚。
大约在不倒翁乐队倒下后的一两年，牛仔裤这个从前西方工农的服装，进入了南方商家的视野。广州生产出了中国自己的水磨砂洗牛仔裤，并北上进京展销。刚刚脱下肥大衣衫，从清教徒式的生活场景出来的民众，以格外喜悦的心情，拥抱了这个贴身塑体、臀部线条毕露的帆布裤装。穿牛仔裤，让他们与西方有了肉体的接触，感觉到了西方的存在。但这预示着牛仔裤反主流的西方语义，在进入中国那一刻，就被消解，被重新书写，最终成为时尚消费的符号。
果然，追风逐潮的青年顺手遗弃了松松垮垮的旧式长裤，换上牛仔裤上班，出入严肃的社交场合，抒发着跃跃欲试的时尚情怀。这个裤装起初的西方语义——粗犷，简朴，实用，就这样在国内青年迎接时装的姿态中隐退了。
具有反讽意味的，正是通过这种看似没有既定政治目的追逐衣衫的时尚，青年一代在穿语言随便的牛仔裤的过程中，打破了父辈文化正襟危坐的规矩，完成了对以严肃制服、死板正装为特征的主流文化的某种背叛。
背叛是温和的，散漫而无意的，完全没有西方反叛青年的激烈和设计。有所设计或预谋地把牛仔裤作为反主流文化符号，是1986年以后的事。1986年5月9日晚，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一位年轻人登台了，背一把吉他，着装随便，松紧口的裤管一高一低，很不正经的样子。
这人就是25岁的崔健。在观众愕然、不及反应时，崔健，这位北京交响乐团的小号手，用粗哑的嗓音，在万众眼前发出了国内亚文化叛逆的初啼——《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崔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