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杨梦︱从奥斯维辛到南京：中国的纳粹屠犹教育
编者按：八十年前的今天，1937年12月13日，南京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三十万同胞在短短六周内命丧日军屠刀，举世震惊。在南京大屠杀的公共讨论中，犹太大屠杀常被作为参照对象，德日两国截然不同的认罪、反省态度更是成了老生常谈。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育启动较晚，近年来，我国积极借鉴全球范围尤其以色列的纳粹屠犹教育成果，在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南京离奥斯维辛究竟还有多远？
纳粹集中营
何谓纳粹屠犹？根据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定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及其帮凶共杀害了大约六百万名犹太人，这种有组织的、官僚的、国家支持的迫害和谋杀活动被称为纳粹屠犹。研究纳粹屠犹的国际权威专家鲍尔教授特别指出，“无论你生活在中非、中国、南太平洋，还是瑞士，你必须意识到种族灭绝屠杀的危险。纳粹屠犹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使人类尽可能远离极端形式的大规模屠杀行动”。在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之际，作为一个远离纳粹屠犹欧洲主场的国家，中国为什么要开展纳粹屠犹教育？中国开展纳粹屠犹教育会对南京大屠杀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什么时候知道纳粹屠犹？
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我国的知识精英们便嗅到了纳粹德国的反犹浪潮。是年5月13日，宋庆龄女士带领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中外知名人士奔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这便是我国纪录在案的第一份抗议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声明。
宋庆龄女士当时与知识精英共同去德国驻上海领馆进行抗议
1938年11月9日，纳粹德国全国范围针对犹太各类机构打砸抢烧，迫使境内的犹太人开始大规模流亡。1933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近两万五千名欧洲犹太难民逃亡上海。由于日本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上海还有许多因战乱避难的全国各地难民。中国民众很快注意到，身边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白人群体，他们囊中羞涩，生活拮据，与租界里那些外表光鲜，生活奢靡的洋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便是犹太难民。当越来越多的犹太难民涌入上海，逐渐逼近这座城市的承受极限，上海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1939年2月17日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云南建立一个犹太定居点，以安置越来越多的犹太难民。这项举措在当时看来不仅符合孙中山关于联合并援助弱小民族的遗愿，还可以帮助改善与英美两国的关系，赢得全世界犹太人的好感，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国防最高委员会于当年3月7日通过该提案，并在4月22日制定了实施计划的纲要，但终因经费等问题，计划最终流产。值得一提的是，在犹太难民避难上海期间，自始至终未发生一起上海民众反犹事件。
从姗姗来迟到风云突变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深受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把杀戮犹太人视为法西斯主义在二战期间杀害欧洲平民的一部分，并把法西斯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极端形式。换而言之，资本主义被视为造成大规模屠杀的根源。国人当时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与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存在很大偏差，并没有深刻意识到纳粹屠犹实为反人类罪行。彼时的出版物中也鲜有对于纳粹屠犹史实的介绍，甚至“纳粹屠犹”和“犹太大屠杀”这样的名称也没有出现。
然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决裂，风云突变。尤其在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政治空气的转变让中国意识到了解、研究西方世界的必要性。早在“文革”结束前，《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译本已经正式出版，还曾作为内参在大陆流通。时至今日，此书仍是广大中文读者理解这段历史的热门读物之一。自政治气氛转变后，纳粹屠犹的相关内容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出版物中。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