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资助中国学者以色列之行的基金会的部分资金源自中国澳门地区的赌场经营。这家基金会不仅是特朗普竞选活动背后的大金主,而且是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主要资助方,还积极参与资助我国的纳粹屠犹教育。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远赴以色列的观光客、基督徒朝圣团、甚至商务考察团将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纳入参观行程,主动接受以色列的纳粹屠犹宣传教育,这是前所未有的新趋势。这能否被解读为民众对于本土民族苦难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遗憾,而做出的自发的、朴素的、下意识的补偿行为?
与全世界林立的纳粹屠犹纪念馆相比,国内还没有纳粹屠犹的专业纪念馆,即便是针对南京大屠杀教育,除了南京市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全国各地也鲜有南京主题的纪念馆。2012年5月,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三楼开设奥斯威辛集中营展览,这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第一次在中国本土进行展览,展出时间约三年。
南京离奥斯维辛究竟有多远?
不少国内学者倾心于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想象的共同体”到“虚构的犹太民族”,推崇民族苦难记忆构成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的论调。然而,这些说辞在多元发展的中国社会往往水土不服。在南京的语境中,“忘记等于背叛”的口号常常辞不达意,一到纪念日,便可以发现铺天盖地的情绪宣泄,渴求西方同情认可的呐喊,甚至转而抱德国的大腿,这些做法幼稚、无力,没有深意。侠义柔情的中国文化能否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出路来直面曾经的民族苦难呢?
不仅如此,在南京大屠杀历史教育过程中,国人常有一些误解。例如许多人认为拉贝说过“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甚至这句话一度以中文形式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展出,但是拉贝的德语日记和其他记录中并没有相应文字记载。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研究初期对拉贝表述的误读。如果观察拉贝的墓碑,可以发现墓碑下方刻有两个德语词“unvergesslich”和“unersetzlich”,也就是“不能忘记”和“无法弥补”,拉贝没有提出“宽恕”。“宽恕观”在犹太群体中也站不住脚。在西方的纳粹屠犹反思教育中,谈论“宽恕”往往是一大禁忌,世界上绝大多数纳粹屠犹纪念馆中亦很难找到“宽恕”的论调。多位犹太幸存者在和笔者的访谈中也证实了这点——“死的不是你,你有什么资格宽恕?!”
拉贝墓碑,照片由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卢彦名提供
新世纪以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建馆理念和布展设计。改造过程中,中方曾派出团队专访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和波兰奥斯威辛纪念馆,学习以色列和波兰在纳粹屠犹教育方面的经验。可以说,这是南京大屠杀教育获益于纳粹屠犹教育的一次成功实践。2014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的77年,中国首次以国家层面公祭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建立亦是借鉴以色列的纳粹屠犹纪念日的重要成果。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美国著名犹太知识分子魏斯教授在与笔者的深谈中曾指出,她赞赏中国在纪念自身苦难的形式上借鉴犹太人的做法,同时,她希望中国人不要误以为犹太民族和以色列是通过展示伤口引起国际社会同情而获得尊重和支持,求同情是最不济的手段。换而言之,学习犹太纪念馆的共情技巧和建立国家公祭日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奥斯维辛后的犹太民族,这个在浩劫中损失了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民族,将纳粹恶魔牢牢钉在世界历史耻辱柱上,靠的不是指着伤口求同情,而是从国家层面到团体、个人在纳粹屠犹问题上直面苦难的勇敢坚定、抓捕罪犯的铮铮铁骨、审判索赔的不屈不挠、全球义人的追认表彰、调查研究的专业到位、反思教育的深刻彻底和绝不姑息的理直气壮。
不难发现,纳粹屠犹教育的全球化视野是这项教育获取成功的关键因素。奥斯维辛不仅是犹太人的痛,而是全人类的耻辱。2005年11月1日,第六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由一百零四个国家共同发起的一项决议,将每年的1月27日(1945年1月27日苏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相形之下,南京的伤痛近年来才逐渐被世人关注。2017年11月30日,加拿大华裔国会议员关慧贞在国会层面呼吁加拿大联邦政府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今年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加拿大的安大略等四省都将举行纪念活动。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纳粹屠犹教育在我国的实践过程中只是在表面上与南京大屠杀比较,真正将西方纳粹屠犹研究和教育领域成果嫁接到南京大屠杀的成功案例还并不多,这或许和我国的纳粹屠犹教育主要停留在高等教育机构和对于南京大屠杀教育的政治化需求有关。
进口的“反犹主义”隐患和社会正义的拷问
我国虽然没有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近年来却渐有进口的反犹主义隐患。海归宋鸿兵于2007年出版《货币战争》,该书惊人的销售量和阅读量在犹太世界引起震动,甚至被称之为“反犹主义正在当代中国蔓延”,尤其第一章中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描述被西方学者称作“犹太阴谋论”的翻版。这种进口的反犹主义现象在日本已颇有声势。2014年东京多家公立图书馆馆藏的《安妮日记》及相关书籍遭到破坏,受损范围涉及至少三十六家图书馆,受损数量达288册。在“犹吹、以吹”之风盛行的今天,这种故意夸大吹嘘部分犹太人士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具有特殊影响力的说辞值得警惕,西方历史上多次的反犹浪潮前奏往往就是这些不实之词,最终酿成由羡生怨的人性悲剧。
另一方面,德国的国家形象在国内也被过分美化,“德吹”们致力于把德国打造成完美的战后忏悔榜样。2014年5月,北京大学德语系黄燎宇教授在北京大学的德国专题报告中严厉批判这一莫须有的榜样形象。其实,德国的认罪是迫于各种国际压力的无奈之举,很多国人有所不知,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在德国国内也曾饱受争议,可是在某些政治宣传需要的影响下,德国以一个忏悔大国的形象粉墨登场。吊诡的是,不少国人将希特勒视为强有力的领袖偶像,这种扭曲的寻求Chrisma领袖人物的社会心理在国内颇有市场。如果只是把希特勒看作强有力的领袖,剥离他对于整个欧洲犹太族群的毁灭性创伤和发动二战等一系列反人类罪行,那么纳粹屠犹的历史在中国就会有被曲解的危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开展纳粹屠犹教育对于传播政治正确的世界历史认知观很有必要。
同时,纳粹屠犹教育转向公民教育的国际趋势值得关注,这或许是我国未来在南京大屠杀教育过程中可以大力借鉴、参考的方面。在前文提及的暑期班教学中,犹太讲师哥特尔先生在讲课中多次提到纳粹屠犹的惨痛教训,并强调一个人自由选择的重要性,即一个人在暴行专制中拥有选择做施暴者、受害者、旁观者、抵抗者、义人等不同角色的自由。归根到底,这项教育是对于社会正义的严肃拷问,尤其对于义人的宣传和教育。如果通过这项教育能够让更多人关注社会正义,那么产生的社会意义将不可估量。此外,纳粹屠犹教育也是提倡族群平等的教育。奥斯维辛和南京未曾遥远,它们都是极端种族主义下的人间悲剧——犹太人被纳粹视为“劣等民族”惨遭屠杀;日军把中国人看作“劣等民族”进行疯狂虐杀。二战后,世界多地仍有各种规模极端种族主义导致的清除暴行,这样的“反人类”犯罪现象不可小觑。因此,通过这项教育输出族群平等观具有积极现实意义。
全球范围的纳粹屠犹教育在不同国家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当这项教育走入中国,无疑扯到国人心头无法愈合的伤口——南京。奥斯维辛和南京未曾遥远。即便是炮火中诞生的以色列,也是在建国后经历十多年的沉默,才开始面对巨大的民族创伤,期间筚路蓝缕、波折迭起。从奥斯维辛到南京,这一路荆棘坎坷、血泪满襟。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一城之痛,一国之殇。在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之际,铭记南京、南京!
(谨以此文向先师哥特尔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