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无所长，晁停最初和同乡在东莞流浪。不久他便被带入派出所，原因是没有暂住证。1984年，深圳正式实行暂住证制度，对非本地户籍人口（其中大部分为外来打工者）进行管理。
九十年代初，珠三角各城市经济迅速崛起，但也出现因查暂住证而导致的各类社会事件。2015年2月，中国正式废除暂住证制度。“大卡车拉了一车人，都是河南、四川、湖北这些地方的，到了派出所，所有人靠墙站，一个个审讯。”不过晁停是幸运的，由于审讯者是河南老乡，对他的审问也就不那么严格。几天后他重获自由，托老乡介绍进了东莞138工业区的一家造纸厂。
由于工资过低（200元/月），半个月后他就辞职了。那年年底他回了趟家，老家父母为他谈拢了一桩亲事，女方和他的经历类似：同样在珠三角打工，同样一人漂泊在外。晁停在东莞，对方在中山。回家后双方立刻就订婚了，晁停的父母给对方家长送了1000元的礼金。“在当时真是不小的一笔。”
1997年年初，晁停和女友从驻马店再次出发，这次目的地是中山。抵达广州后，两人前往流花客运站搭中巴前往中山市小榄镇。晁停还记得那辆中巴车装有墨色玻璃，他和女友刚上车，车门便立即紧闭，随后他看见几个戴墨镜的男子边吸烟边抖腿。对方呵斥他“交包交钱不杀”，晁停这才意识到这是辆黑车。“九十年代这种黑车遍布珠三角，上车就得交钱包。”那次不愉快的黑车经历后，晁停在中山待了几个月，“什么也不会，很多流水线上的技术活儿都不会”。于是在1997年年末，他不顾女友反对，回到了朋友和老乡众多的东莞。“老乡多就是感到踏实。”
回到东莞后，晁停进了位于东莞塘厦的利峰玩具厂。当时的东莞遍布轻纺、陶瓷、制鞋、电子产品和玩具工厂，其中大部分来自港商、台商的投资。自八十年代起，香港制造业成本上升，东莞凭借廉价的土地、人力等有利条件吸引着港商的进驻。“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模式助推东莞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晁停进入利峰的第一个月便感觉不对劲。进厂时对方承诺的工资不光无法兑现，甚至根本不发工资，只是为员工提供伙食和住宿。晁停当时觉得气愤，但却惊讶于其他工友的沉默。“渐渐地我和他们一样，也懒得去找工厂问了。”黎永汉在这一年遭遇的困境和晁停如出一辙。“电器厂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到最后就完全不给了。”这是他在厂里的第四个年头，不少年轻工人都信任他，他被选为职工代表前去与厂方谈判。“工厂领导态度很好，承诺下个月立刻全部补上，大家都很满意。”一个月后，黎永汉的工资果然全部补齐，但他手下的部分工人却遭到厂方辞退。都说“枪打出头鸟”，但珠三角的不少工厂在九十年代面对员工讨薪时，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先安抚并满足那些代表工人出面的几个刺头的要求，随后迅速辞退讨薪闹事的普通员工。不得不说这一招效果甚佳。被辞退的工人看到黎永汉并未受到利益损伤后，认为是厂方与黎永汉在“单线联系”。“他们骂我是内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