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馆的创设及其旨归
张之洞序《劝学篇》，谓“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中国素有“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之讲求，帝制后期以科目取士，士人实际上兼系“政”与“学”两者之兴衰。尤其是历经多年寒窗、一路过关斩将而最终金榜题名的“天子门生”，既是高级文官的主要来源，又是传统学术标杆所在，其殊荣与前景举世称羡。至于进士群体中又能优选入翰林院者，则更负清望，明清两代列宰辅、膺疆寄者，多出翰苑。
问题在于，晚清中国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于政于学，都出现从未面对过的局面与元素。既然为政在人，育人由学，教育改革遂为晚清新政要项，因此而有革废科举、拟定学制、兴办学堂、派遣游学等举措渐次展开。对于科举改制，其初步底线可概括为：八股当废不当留，科举可改不可罢，经史宜补不宜弃。实际运作中，改制主线为力图将学校育才功能与科举抡才功能结合，在内部调整的框架下应变。1901 年改制措施发布，时论盛称此后“有学校以造就于先，有选举以拔擢于后，使人才咸出于学堂，而后为士者无无用之学，为官者无不习之事”。然而，制度运作的现实则不尽人意。由八股而策论、由经史而西学的科举改制，仍然难脱“新酒旧瓶”的困境。而新政展开，事务纷繁，需才孔亟，传统对科举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批评，此时尤见其实。
尽管如此，晚清政府无论从笼络人心，还是稳定时局，抑或重拾权威的角度考量，都不能将进士这一拥有正途最高出身的精英群体弃之不用，但也不可依样照旧全收。因此，特于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附设进士馆，详定章程，延聘名师，且新科进士免费入馆、厚以廪饩，俾其以速成路径，掌握近代法律、政治、经济、外交知识，以佐新政。因此，进士馆课程的整体设计思路，是在《论语》所谓“果、达、艺”三项从政素质框架内，分别开设相应学科，希望将新科进士既往接受的经史辞章教育革新为西学法政教育。在具体操作上，则力图将传统翰林院的“学馆”与新建大学堂的“学馆”衔接，将传统的人才“分科”具体化为近代的课程“分科”，并将传统资政的“经邦济世”之学与近代西学中“法政经济”学科相糅合。同时，也希望通过切实管课，整顿嘉道以降翰林院庶常馆学业涣散、有名无实的弊病，令新科进士勉力学问，要在“讲求实用之学”，兼求速成和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