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塞尔那满是创伤的脸、充满哀愁的眼睛,几乎成了大屠杀“见证者”遭受非人磨难的自然写照。他的离世,或许标志着大屠杀记忆进入了一个不再有大屠杀“幸存者”的“后幸存者”时代。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共同记忆,以“忆恶颂善”的方式塑造着西方社会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体认,在当代西方世界的集体记忆和社会文化中占据了一个非常显要的地位。作为西方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为暗黑的噩梦,纳粹大屠杀至今仍深深震撼和困扰着人类的良知。那些亲历大屠杀、向世界忆述大屠杀的“见证者”,也由此经常被视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被视为承载了守护人类良知的使命。以犹太幸存者为主的“见证者”群体也由此在西方社会政治中赢得了强大的道义话语权。埃利·维塞尔(ElieWiesel)正是大屠杀“见证者”群体的代表,也是塑造西方(尤其美国)大屠杀记忆文化的关键人物之一。
他那满是创伤的脸、充满哀愁的眼睛,几乎成了大屠杀“见证者”遭受非人磨难的自然写照。这位大屠杀亲历者通过写作“把个人的关注化为对一切暴力、仇恨和压迫的普遍谴责”而荣获198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2016年7月2日,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享年87岁。他的离世,或许标志着大屠杀记忆进入了一个不再有大屠杀“幸存者”的“后幸存者”时代。
文/汪舒明(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记忆大屠杀:从安妮·弗兰克到埃利·维塞尔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大屠杀记忆在西方(包括以色列)仍然处于一种被压抑、受回避的状态。幸存者在集中营所亲历的令人毛骨悚然,与美国社会主导性的乐观主义情绪以及以色列崇尚英雄主义的锡安主义意识形态异趣,也与冷战时期西方社会试图重振西德以对抗苏联的战略相悖。即使幸存者的家人也往往对之充耳不闻、闻而不信、信而不解,甚至往往将幸存者们追忆那段不堪往事的强烈愿望视为对平静生活“喋喋不休”的严重滋扰。绝大多数幸存者只能对这段不堪回首的悲惨往事保持沉默,承受记忆的重负。在那个时代,唯有像《安妮日记》那样对人性良善充满乐观基调,或者像《出埃及记》那样以英雄主义为主调的作品,才易受到广泛接纳,而阴森可怖的大屠杀见证文学则难以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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