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被誉为西方“现代哲学之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用相当于两个霍布斯的篇幅表彰他在哲学领域的历史性贡献，但同时也对他的人格提出质疑。“笛卡尔乃是懦弱胆小之人”——这位素以言辞犀利而著称的哲学家断言。排除其中出于岛国褊狭心态所导致的嫉妒成分（正如牛顿控告莱布尼茨“剽窃”他的微积分方程），“懦弱”这一标签是否适用于“佩剑贵族”笛卡尔，倒不失为聚讼纷纭的哲学史上一个新鲜有趣的话题。
笛卡尔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布列塔尼地方议会议员，家产可观。尽管他本人并非贵族之后，但当时流行的贵族派头他一样也不少，比如出门必配长剑，随行必有仆从——甚至在巴伐利亚从军之时亦是如此。跟他同时代的若干青年绅士一样，在有生之年能晋封为贵族是他的最高梦想。然而，当他晚年寄居于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宫廷并极有可能受封时，他又未敢明言，以此抱恨终天——或许这便是其性格懦弱之一端。
笛卡尔自幼体弱多病，家人一直担心他有早夭之虞，因此呵护有加，有时往往到无原则的地步。比如他在学校畏惧冬日严寒，不肯早起，家人就去说情，学校乃破例允许他在家自习。雄厚的家产和金钱的资助使他能够受到常人难以企及的良好教育（拉弗莱什耶稣会士学校在欧洲声誉卓著），而他本人在追求自己的兴趣之时也从未顾忌经济来源，由此遂养成终生沉思的习惯和任性孤僻的性格。此后，直到他成年闯荡天涯（远走荷兰、瑞典），此一病根终究未能痊愈，并最终成为致命杀手。可见权势之家的娇宠自古及今皆是有害无益。据说即使身在兵营，天寒地冻的时节他也畏惧起床——或者一下床就钻进他特制的火炉里——由此引发哲学史上那句有名的嘲讽：“苏格拉底惯常在雪地里终日沉思，但是笛卡尔的头脑只当他身暖时才起作用。”
笛卡尔一生之中两度投笔从戎，除了建功立业、耀祖光宗的贵族情结，很大程度上还可以被视为一种意欲从麻木、倦怠之中逃脱的象征。毒舌罗素指控他“懦弱”，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从未真正走上前线战场！即使在围攻胡格诺教派的拉罗谢尔要塞战役中，他也是作为旁观者和目击者，而非亲历者（他千里迢迢奔赴要塞，自称只是为顺从他内心的感召和信仰）。其实，交战双方（天主教徒与胡格诺派）为何而战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在战争中他感兴趣的也不是人类自相残杀、尸横遍野的场景，而是他们如何设计杀人武器——在后世的人道主义者眼中，这位唯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简直太过冷血。就在多瑙河畔的诺伊堡营地，笛卡尔在苦思冥想的梦境之中构造起两两垂直的直线所组成的坐标系，即笛卡尔坐标系——这一发现成为他日后哲学体系的萌芽。在离炮火纷飞的战场稍远的地方，他这样写道：“在我心中升起了美妙的理性之光。”这一本划时代的巨著《方法谈》乃是用第一人称写成，可读性很强。书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笛卡尔自己——孤独地坐在战地行营的火炉旁，思索人类的未来与命运。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总共不过七十八页，首印三千册，一开始笛卡尔还担心卖不出去，但事实证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本书广受欢迎。哲学界的朋友甚至惊呼这本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分水岭，在它之前一切都是旧的，在它之后一切都是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