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我们采访了9位自由职业者、4位大公司里的雇员、新兴的自由职业招聘公司，和2位愿意对这件事表达看法的长辈。（他们可不好找）
莫兆2012年离开公司单干时，厌倦了技术活儿和重复劳动。他当时认为，变成“自由职业者”后，能接触更多客户，能更灵活安排时间。
莫兆在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和TNS工作了10年，任务是搜集信息，帮客户找到消费者的真正需求。虽说客户不同，但每次分析信息的理论框架都一样，“做了很多年了，各种各样的套路你都明白了”，莫兆也想尝试新的分析方法，但他管理着十几个员工，光是检查监督他们的工作就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
这不是换家公司或者创业就能解决的，必须结束这种“集体生活”。
失去公司标签的莫兆成了人才市场上特殊的一群人“自由职业者”，他们拒绝按部就班，希望“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的想法和创意”，服务不只一个“老板”——看起来，他们还有权利挑选老板，并时不时地改变主意。
代价也显而易见。即便经验颇丰，“自由职业者”也无法像大公司的职员那样手握五星级酒店的会员卡，并享受商务舱待遇，甚至在申请信用卡时都会遇到麻烦——因为申请信息里必须填工作单位和单位座机。
包括你能想见的所有不稳定因素，没有长期合同，没有退休金，没有带薪假期，没有病假……但这所有的风险都没有能够阻挡年轻人。根据美国自由职业者协会统计，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自由职业者（大约4200万），2020年前自由职业者数量可能还会占到总劳动人数的一半。
这些人大多从事服务业或者脑力劳动。尽管成为自由职业者的理由各有不同，或者认为公司资源不能满足自己的发展，或者是暂时没想好要去哪家公司，干脆先一个人干着，不过前提都是，他们拥有一技之长——最好足够专业。在美国、欧洲、中国，情况都类似。根据领英中国2015年的统计，在所有标注有“自由职业者”头衔的用户中，摄影师、设计师、独立翻译等专业人士占比最多。
我们在今年8月和9月采访了9位自由职业者、4位大公司里的雇员、新兴的自由职业招聘公司，和2位愿意对这件事表达看法的长辈（他们可不好找）。自由职业者的领域包含设计，软件工程，摄影，翻译，经纪人，市场调研，撰稿人，咨询师，他们逐渐修正了自己对于“自由的理解”。而大公司里的人主要负责找到自由职业者，把项目分配给他们，他们将会从职场角度给自由职业者一些建议。
公司
欧洲IPSE机构认为，倾向于自由工作的专业人士数量上升（即便在总劳动人口下降的情况下依旧如此），一部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想在工作中寻求更多灵活和自主性。
27岁的安克极度反感996的工作（早九点到晚九点，一周工作六天，这是最近被互联网公司大力推崇的工作节奏），讨厌大家一起坐班，集体荣誉感这种事她不能理解，在两家媒体公司工作后，去年她成了自由撰稿人。就像大部分蠢蠢欲动打算裸辞的年轻人期待的那样，这一年，她去健身房的时间变多了，旅游时间变多了，收入反倒有增无减。
不过，整个人才市场的情况比安克的例子更复杂。很有可能，正是公司人力需求的变化主导了这股以“自由”为名的风潮，而不是相反。
亚洲金融危机那几年，张立欧所在的咨询行业里有大型公司倒闭，不少人失去工作后被迫从事自由咨询。大公司客户也发现，他们能以更低的价格从自由职业者那里买到相差无几的解决方案，在家里工作的自由职业者还能为公司节约办公室租金成本。
另一些公司，比如翻译公司，他们决定不在公司内部囤积译者，最高效节省的角色是把产业链上零散的角色组织起来，只要控制好质量，管理好账目就够了。
文双是拉勾网的前总裁，他认为过去两年互联网公司对人才的强烈需求改变了传统的招聘方式——急需要有人能在短时间内为他们解决问题。之后，他创办了自由职业者的招聘平台“自客”，类似于美国的iwork.com、澳洲的freelancer.com。“自客”在8月22日上线，文双称，到9月初已经有900多个企业入驻，6000多个自由职业者和多种职业者入驻，他们是资金有限的互联网公司过去没有能力长期雇佣的。
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公司的影响力会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在专业技能之外，这个依然不算大众的职业决定会要求他们快速习得一些维持安全感的小窍门，因为他们得比过去变得更全能才不至于被公司客户抛弃。
可即便一切都进展顺利，公司人依然对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执行力抱有偏见，这同时会成为自由职业者日后想要重新回到公司集体中的障碍。
客户
胡梓琳离开公司后遇到了麻烦。
离职前，胡梓琳在一家洛杉矶的经纪公司工作，代理亚洲艺人在美国的演唱会。2010 年，她回到国内，开始转作“代理经纪人”，胡梓琳这行的自由职业者，做艺人经纪人和客户之间的“中间人”，收取艺人通告价格的 10%-30% 作为佣金。胡梓琳还是包括 Miranda Kerr 在内的欧美模特、港台艺人在中国的代理方。
代理经纪人手上没有真正握有艺人——这是自由的地方，胡梓琳不需要到处跟着他们跑，还可以同时接下好些艺人的生意——胡梓琳离开经纪公司的主要原因就和这个有关，四年下来她能接触到的明星屈指可数，因为美国公司只需要五月天、张惠妹、郭富城这些亚洲的大牌艺人。辞职当下，胡梓琳觉得根本不用愁没有订单，有了洛杉矶和台湾滚石的积累，她当时想象着自己能成为台湾邱黎宽那样成功的独立经纪人。
但这也是麻烦的开始。回国的第一年，胡梓琳没有赚到一分钱，虽然她有艺人资源但却没有足够多的客户，因为不信任“中间人”，报价低时还会被人怀疑不靠谱，即使是老客户也没能帮到她。
自由职业者莫兆约见了几十个老客户，一个没谈成。他意识到的问题是，自己想提供的新想法并不是以前合作的大公司需要的。他想把事情做得更好——比过去在公司里的折衷方案更好，但合作的大公司向来只希望安全，说得过去就行。“客户原来期望是100分，我现在想做到200分，而不是以前的100分”，但没人愿意为他的创新冒险。
我们采访到的所有人在第一年自由职业时，几乎都是无条件接单，无论薪酬多少，自己是否喜欢。“你得挣钱过生活，还是接吧。”刘轩宇说。他从武汉到北京做自由摄影师，刚开始，他总是想，“如果我这活不做，我那活不做，到最后人家也不会找你了。”
薄锦在做自由译者初期也有着类似的焦虑，担心“少一份案子就会少一份机会”。喜欢翻译英文和日文的图书，但出版社一千字只给40-80元的薪酬，一本10万字的书大概是6千块，扣完税剩5千块，不仅给得少，和大公司复杂的财务流程一样，出版社通常“在图书出版后半年才给你结算”，“我靠它来吃饭，我怎么活呢？”薄锦必须要接一些商业翻译的案子，才能有相对稳定、可观的收入。
李然则开始意识到，面对客户的要求时，过去团队的其他成员和“公司”的概念可以给他壮胆。他曾是一家公司的软件工程师，因为公司技术资源有限而决定单干。现在，每个决定的风险都将由他一人承担。
信任危机
即便李然不畏承担这些风险，大公司客户也会有顾虑，他们通常不愿意和“单个的个人”打交道。
“除非这个设计师很有名气或者是大学教授级别，这样身份比较平等。但如果一个年纪轻轻的设计师就算你的作品还不错，和大公司合作我觉得还是不太现实。”许夏龙说。
学设计出身的许夏龙最初决定做自由职业时，就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她是唯一的员工也是唯一的老板，工作室的意义在于方便她纳税开发票，一切都是为了“签合同时看起来正规点。”不过这不能怪大公司，就连许夏龙自己也抗拒和那些人手较少的公司合作，“我第一年的时候吃过很多亏，我发现小公司的流程比较混乱，即使是资本很大，交付系统还是很随意，我现在基本不会跟创业型或者是初创公司合作。”一年下来，她培养了两到三个稳定的客户，和这些客户打交道，双方不存在信任问题。
当这些服务涉及的金钱数量越大，公司对自由职业者的信任度就更低，比如牵扯到艺人的通告费用，预付定金在6位数以上，客户在洽谈合作时就会更谨慎。
王丹在华谊兄弟工作，有时候他会选择和胡梓琳这样的自由经纪人合作，因为他们接触的艺人多，认识的明星模特不止一个。不过，他认为，和自由职业者打交道的保险做法是：确定前提前一天见面，而且必须自由经纪人和艺人（或者直接经纪人）同时到场。
“这是做自由职业的悲哀，”胡梓琳说，“没有一个公司帮你护航，如果我出去说我是天娱或者华谊的人，你觉得他会需要做这种事情吗？不需要，因为他有你的公司作为背书。”
为了取得客户的信任，胡梓琳们得花更多的力气证明自己，如果是商演她会请明星录一段即将出席某场活动的视频，但金额更大的代言没法录视频的时候，她就得亲自带艺人到现场签约。就连拍摄当天她也得到现场，并不是为了陪艺人，而是为了服务好客户，留下好的印象。
自由职业者中不乏靠谱优秀的人，但不可否认，和公司雇员比起来，这个群体的稳定性确实存在一定风险。香港一家翻译公司有3名全职员工和接近30位自由译者，总经理黄伟杰认为自由译者通常没有忠诚度，谁开的价格高他们就和谁合作。他偶尔会有项目需要立马找到译者，他不得不同时问二十几个译者，最极端的情况是没有一人想接或者说自己没有时间，这时候他就得拒绝客户或者延长交稿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