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味道，是信仰的味道
“我幼时不知道阳历，只知道阴历。到了十二月十五，过年的空气开始浓重起来了。”这是丰子恺《过年》一文中的开篇。图为丰子恺画作《春节美景》与《春节小景》。
过年的各种仪式告诉我们，这种希望不是人类卑微的梦想，而是被神圣护佑的永恒。那么，如果我们剥去那些神魔鬼怪、略嫌迷信的外壳，找到一种方式重新触摸到千年农业中国的动人的情感结构，以此加诸春节，那么“年味”一定会完美归来。因为，无论是在农舍里憧憬“瑞雪兆丰年”的农民，还是在现代公寓、别墅中寄情新年发展的都市白领，信仰“希望”和“生生不息”都是多么神圣和崇高的念想，它是华夏祖先几千年前就给我们的美好馈赠，永不过时。
细思起来，“年关”这个词其实颇有深意，它意味着“过年”挺“难”的，就跟翻过一个关隘一样。考虑到“关”还有“门闩”的意思，过年也像迈过一扇大门，人们就此到了一个新世界，辞旧迎新，不言而喻。所以，过年既“辛苦”又“重要”。但今天，辛苦还是辛苦，“年”其背后的意义却似乎在不断衰减，“年味变淡”说了一年又一年，逐渐成为普遍的情绪。好多人干脆“逃年”———出去旅游了，不在那个熟悉的家乡、和那些熟悉的人一起、过那个熟悉的“年”了。过年的花费越来越多，花样越来越多，但传统春节的气质、秉性、结构、意义好像是去年塌了一个角，今年断了一根梁，这个好令人伤感。
有一种观点是年味之所以变淡，是因为生活变好了:过去只有过年才能穿新衣，吃肴馔———这些在平时都是罕见的。而今天，丰饶的吃穿享受就是日常生活，过年也就没意思了。这种粗糙的唯物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春节在中国有4000多年历史，有钱人在各个朝代比比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有钱而觉得过年没意思的记载。相反，越是有钱人家，越是把年过得兴致盎然。
还有一种说法是“过年太累”:不消说远在异乡的游子要历经“春运”的跋涉，也不消说张罗年夜饭的主妇在灶台上满身油烟地忙碌，亦或者对于年轻人来说各种拜年、发红包、聚会、被逼婚等压力都让整个年被灌注着满满的烦劳。但是，所谓“忙年忙年”———过年就是要忙啊。关于此，我们看看《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就明白了。贾家那么富贵，但当新年来临，其两大巨头———宁国府和荣国府，一个要“除夕祭宗祠”，一个要“元宵开夜宴”。为了完成这两件任务，上至贾母，下至小厮，都从腊月一直忙到正月十七，宝玉再顽劣，黛玉再刁蛮，都得规规矩矩地该下跪时下跪，该磕头时磕头，该捧香时捧香，该行礼时行礼———丝毫不敢懈怠，“忙”就是年味的关键部分啊!
贾家有钱，大操大办，这是富贵的过年;杨白劳家贫，扯一根红头绳给女儿，也是喜气洋洋(如果没有黄世仁的话)，这是贫穷的过年。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描绘1987年黄土高原上一个小村庄里的春节:扭秧歌、转灯、包饺子、放鞭炮，这是我们中国人司空见惯的千家万户的过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百年来，过年的底色一直是热闹且温暖的。但为什么时至今日，“年味”一年不如一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