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人文地理学进展》发表了一篇名为《冰川、性别与科学：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女性主义冰川学框架》，开启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女权主义冰川学”的研究。
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Mark Carey是俄勒冈大学历史学副教授，最擅长的领域是：环境史、科学史——这或许是新史学大潮在过去十年最热的研究领域了。当然与其他种种人文学科一样，在这些方兴未艾的新领域中，学者们的天马行空，不知到底是理论太过高远，与现实社会脱节，还是看似曲高和寡、阐幽抉微，实则有帝师亚父般的“隐微教诲”。
此篇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广泛的猜测：这又是一篇“索卡尔式”的诈文吗？
索卡尔阴影下的后现代学术圈
据作者辩称“女性主义冰川学”并非索卡尔事件那样的诈文，但1996年索卡尔事件无疑给人文学界带来了持续性的影响。1996年，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阿兰·索卡尔向杜克大学旗下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期刊《社会文本》投递了一篇投编辑之所好，但内容纯属胡编乱造的“学术论文”——《跨越界线：通往量子引力的转换诠释学》。文章经过审核登载在期刊上后，索卡尔立即宣称这篇文章乃是毫无学术含量的大忽悠，唯一价值就在于试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学者们是否真的了解他们在干什么。
索卡尔的诈文一方面引起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社会主流意见人士（一个被后现代学者们“呵呵”的词汇）和相当数量学者声援，另一方面以《社会文本》为中心的后现代学者们也做了相应的辩护，其核心内容是：我们搞的这个后现代，一般人不懂的。
而索卡尔事件之后，类似的诈文并不少见，其内容横跨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比如，2016年以著名哲学家阿兰·巴丢命名的期刊《巴丢研究》撤回了一篇由Benedetta Tripodi撰写的名为《本体论、中性和力（不）成酷儿》的文章，理由当然因为这是两名法国哲学家假Tripodi之名炮制的胡说八道——也许，就算是专业学者也不一定能分辨出Tripodi和巴丢到底谁在胡说。而近几年风靡一时的开源期刊因缺乏专业编辑把关，成为了学术垃圾生产的重灾区，其中的“索卡尔式诈文”更是百花齐放。
当然，人文学科在对于批评理论的“病态”滥用，或许是比索卡尔诈文本身更可怕的存在。事实上，无论是后现代主义学术还是文化研究，都浸染了太多以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酷儿研究等“批判理论”为底色的学术倾向——而这种学术倾向在近20年来愈来愈变得：理论悬空、立场预设、语辞晦涩、讨论闭塞。
早在十余年前，耶鲁大学文学系巨头哈罗德·布鲁姆就抨击说：“为什么恰恰是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的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呢？”
曾几何时，批判理论以其凌厉的方法论和洞若观火的穿透力，将传统学术所粉饰掩盖的问题一一揪出，并启发了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在内的诸多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各自领域借助批判理论，生发出新的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可1980年代以后，以英文系为中心的批判理论开始遭遇瓶颈——或许是出于学院对社会议题的隔膜和疏远，或许是批判理论的经验研究逐渐流于用老思路套新课题的标准化操作，或许是过度生产的学术论文已把大部分显而易见的学术问题消耗殆尽，批判理论开始走向从理论到理论，从术语到术语，从智力体操到智力体操的自我重复。学院文章将那些并不难懂的意思，包装在了复杂精巧的学术语言中，再辅以一两个时髦的概念，浮光掠影般地用某个新兴的概念点缀一番，一篇论文、一本巨著便新鲜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