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情绪。”马丁·塞里格曼在《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达成自我完善的经典心理指南》一书中写道，“20世纪50年代是焦虑的时代。这种情绪基调是弗洛伊德奠定的。他亲眼目睹了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而新世界又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当旧的价值体系被破坏，而新的还没建立起来时，那个时代就会充满焦虑和不安。”
今天的中国与50年代的美国颇有相似之处。借用一个外国人的观察也许会让整个图景显得更清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浪潮推动1.3亿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寻找工作，在农村留下6000万留守儿童。富裕的新阶层崛起，在贫富之间迅速撕开深深的鸿沟，其规模堪比美国。全国范围内大学扩招，耗尽中国父母一生的积蓄，制造出大量经济无法吸收的毕业生，残酷的竞争气氛不断升级。”
学会幸福：积极心理对抗焦虑时代
《纽约客》的驻京记者欧逸文2011年发表的一篇长文《遇见弗洛伊德医生》，谈到了中国人在剧烈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中的心理危机。文章中有一个细节尤其让人难以释怀：2005年北京自杀热线的负责人告诉他，自杀热线如此供不应求，人们要想打通热线，至少得先拨上8次（后来热线人员扩增，打2次电话就可以拨通了）。
同样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中国人的精神障碍发病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1.12%上升到2005年17.5%（现在很可能已经超过20%）。
这是费立鹏（加拿大人、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前执行主任、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于2009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一份针对中国四个省份（96个城市和267个农村），6.3万人口样本所做的大型流行病学研究。
从费立鹏调查的时段至今，结果又有变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中国人的自杀率在过去15年里是呈断崖式下跌的，从2000年的22～23/10万到2015年的7.8/10万。但现在更突出的现象却是，大学生和中小学生的自杀问题却越来越恶化。
为什么经济越来越好，物质越来越丰盛，我们内心却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安，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而这种不安越来越年轻化？
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疑问。上世纪90年代，美国精神病学界和心理学界曾经提出要用10年时间解决焦虑问题。事实上，现在流行的很多心理治疗方法和药物治疗方法都是那10年里发展出来的，而且实证研究也证明这些方法是有效的，但10年后，美国的心理学家们发现，美国人的焦虑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
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从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的视角观察，认为这是“发展的问题”——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要付出的心灵的代价。
当大家都为生存而奋斗的时候，饥饿的问题、温饱的问题、住房的问题是主要的。但现在到了相对富裕的阶段，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城市病、工业病、心理病就都出来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遇见弗洛伊德医生》中，欧逸文写到了精神分析学派——一个在美国本土渐失人心，在伍迪·艾伦电影里受尽嘲讽的心理学派，是如何在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中受到追捧的，以及背后古怪的名牌意识——就像买包要买Gucci一样，他们认为心理治疗应该首选精神分析，因为弗洛伊德如此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