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历史标准叙事的检讨
违背了我们通常的道德情感，对进步与成功的过度崇拜，也包括对“知识”和“理性”的过度崇拜，是西方启蒙运动留给后人的负资产。修复中国文化的基盘，当然需要再启蒙，但也必须注意到对启蒙运动的负遗产进行反思和过滤。
体现在中国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标准叙事，在对两宋的看法方面与陈寅恪完全不同。陈寅恪认为：在朱熹那里集大成的宋元学问、文艺堪称大盛；今人以宋元为衰世，是一个大错误；华夏文化造极于宋代，直到近现代还没有被超越。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两宋是一部亟欲摆脱积贫积弱局面却不能的失败史。虽然也承认它有“高度发展”的文化，但那指的主要还是北宋，因为那时理学还没有占据支配地位；所以越到南宋，情况就越糟，因为无论朱学或陆学“都是唯心主义”，它们是代表了皇权、族权和夫权压迫的一道道“绳索”或“紧箍咒”。这种见解与陈寅恪对理学的高度表彰可以说恰成相反。
可能更让我们诧异的是，这位学贯东西的伟大历史学家竟宣称自己赞成的是咸同时期的思想，议论则与被我们归入“封建学问”或“旧学”阵营的曾国藩、张之洞最接近。用“文化保守主义”来定位陈寅恪的立场，显然是一种太简单，并且也太肤浅平庸的见解。
陈寅恪的上述主张，事实上是出于一种与我们的标准叙事很不相同的对中国近现代史变迁脉络的理解。
按照我们的教科书，清末以往的中国历史，前期是沿着两条主线交替演进的。一条是出于被压迫一方的革命路线，由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构成。另一条是出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主义路线。因为鸦片战争惨败于洋枪洋炮的新式军事装备，中国于是从购买外国武器到购买制造这些武器的技术和设备，再从引进西方军事工业到置办军、民兼用，乃至完全民用的现代工业。洋务运动在马尾海战和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一些人认识到只有器物层面的改良还不能解决问题，于是试图推行政治制度层面的改良。但戊戌改革被镇压，表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于是两条路线在辛亥革命这个环节上相交汇。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制度，却仍未阻止中国继续沉沦的命运。那么问题到底出在那里呢？原来根子在于我们的文化！于是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最著名的旗手鲁迅借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口吻说，他在灯下阅读中国古书，翻来覆去，在每页上都只看见“吃人”两个字。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吃人”的传统。“吃人”的儒家经典，“吃人”的孔子连同孔庙和孔子牌位，都应该烧光、打倒、砸烂；连汉字本身都成为罪孽，“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然而到这个时候为止的新文化运动，还不够彻底，因为它提倡的还只是“旧民主主义”文化，属于资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还需要往里面加一把“新民主主义”的柴火。
这把柴火，点燃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转向，或曰转向新民主主义的后期新文化运动，遂成为共产主义登上中国革命舞台的前奏。此前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国革命运动也从资产阶级革命变身为带有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个转折也可以清楚地从《新青年》看出来。它创刊于1915年，可以说标志了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自1919年下半年起，它的重点明显转向对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