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羽
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要从基础研究扎实做起，充分利用文献、文物资料，加强田野调查，对传统文化多一点儿“同情之理解”，跳出模糊不清、大而化之的老调，更为理性地探寻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深入阐发文化精髓”列为这项工程的一项重点任务。加强中华文化的研究阐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构建将起到至关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
《意见》提出：“实施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中华文化资源公共数据平台。建立国家文物登录制度。建设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革命文物资源目录和大数据库。实施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完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定制度，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藏革命文物普查建档制度。”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些工作已经率先展开。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全面开展；2012年，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启动；2016年5月，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落户河北承德……种类丰富、数量庞大的文献与文物，既是传统文化的实物见证，又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文化资源普查、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国家古籍保护工程等系列工作，可以摸清文化资源的家底，准确掌握文化资源的状况，保障文化安全，为加强中华文化的研究阐释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脚下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中华儿女繁衍生息，养成了独具特色的价值标准、生活习惯与精神气质。元人王元亮在《唐律疏议释文》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在变动不居的历史长河中，中华传统文化既保持了一以贯之的特质，但也并非一成不变。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魏晋玄学，从宋明理学到清代的乾嘉学派，从殷墟甲骨到战国竹简，从敦煌遗书到《永乐大典》，数千年来，不仅王朝在更替，举凡饮食器物、风俗礼仪、学术思想，乃至语言文字都在发生着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