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光亭：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

汉唐以来,政治与文化,成为帝国统治互为表里的两大支柱。的有机构成对待。国家建设需要构建政治权威、军事权威、经济权威,也需要文化权威。尤其是中国社会进入帝国统治以后,专制集权的加强即主要以礼制变迁为主要手段。西汉王吉曾说:“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汉代以后,儒家学说之所以渐被推崇,除了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作用以外,更重要的是其倡导的文化礼仪制度建设,成为士大夫乃至整个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周礼》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郑《注》曰:“道,多才艺者;德,能躬行者。”《明堂位》曰:瞽宗,殷学也。泮宫,周学也。以此观之,祭于学宫中。”文治教化”究其实质,不过是王朝统治者为自身及其政权合理性的论证,以维护统治的稳固。

唐太宗贞观初年,诏令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其颁行的《颁示礼乐诏》曰:“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惟礼乐乎?”其崇尚儒宗,归根到底不过是为“揖让而天下治”,这一执政思想和行政目标自然十分明确。

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有的只是政治理想主义。虽然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也包含丰富的辩证思维,但并没有从哲学的高度影响和支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概念虽然在学术讨论中频繁使用但其具体的解释和定义尚无一致公认的说法,也缺乏基本的群众认识基础。有学者指出:“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深入考察一下,便可发现,它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一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文化,一种自然经济型文化。”(注:《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2页,重庆出版社,1988。)中国传统历史的各种学说,从儒、释、道,到墨、名、法,乃至谶纬、纵横、阴阳、五行等,虽然有些从古代中国社会流传至今,在当代中国国民性中或多或少地彰显,其实质仍然是传统小农社会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或行为模式,因此才会在社会巨变中,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一般民众所理解,传统文化听起来颇有形上之趣,实际上它是非常实在、具体的历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