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彬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

金沙籍学者廖彬宇先生5月6日下午为家乡金沙县五百名党政干部讲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立论高远、至道恢弘，从十九大报告切入主题，贯通儒释道易，用中华文化来系统解读马克思主义，精彩绝伦。让人明白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重要性与永恒意义。本次讲座，进行了近三个小时，也是对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的致敬。现场氛围极好，让听众充分感受到文化自信的力量，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讲座结束后，彬宇先生受聘为金沙县委县政府首席文化顾问。

讲座一开始，彬宇先生就谈到，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并罗列出十九大报告中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论述：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关于文化自信，彬宇先生侃侃而谈。先生说，什么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主体是谁，自信的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这为我们从理论上阐明文化自信提出了重要指导。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起源、发展、精神特质和精髓的总体性判断，是秉持对中华文化的科学、礼敬、继承、创造性推进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立足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高度才能理解文化自信问题，否则我们看到的只是文化的物质载体或各种文化具体的物化形态，彼此分离，细枝末叶，无法把握中国文化的内在总体精神和文化自信的当代价值。“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在文化自信的理解上，同样也是如此。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以一种坚定的文化自信的态度，立足于为全人类未来命运归宿何去何从而服务的终极关怀。

文化自信既是对全体中国人树立文化自强自信心的鼓舞，又是对当代一切否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回击，包括百余年由于受侵略受压迫造成的某些人中残存的民族自卑情结的解扣。现在国内国外、网络上下都有些言论，贬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歪曲改革开放历史，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的大问题。”

我们也不能把文化自信问题只归结为文化人的自信。我们有些学者津津乐道民国时的学者如何如何，仿佛那时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中国有着充分的文化自信。这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毫无疑问，民国时期我们出现过一些有贡献的著名学者，我们也都不会忘却他们的文化功绩与学术贡献。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国势衰颓，国力羸弱，文盲众多，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如果仅仅依靠少数文化名人，决不能撑起民族自信的大厦。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积淀，就饱含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我们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数千年传承发展不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它体现在中国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贯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

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本论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书中要从中国历史开始，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发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板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毛泽东如此充满信心地重述中国历史、中国的文明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为对中华民族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而自豪，就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明史、文化史、发明创造史和历史杰出人物，体现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巨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智慧。我们的先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做到，一定会不辱先人，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中国革命大业并继续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中国。

传统是非常重要的。从个人来说，从生到死有一定的时间段，人人如此。唯独传统和内在于传统的伟大精神、智慧与理念没有时间段，它超越时间。你看，孔孟老庄已经逝世两千多年，唐宋八大家，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轼)、辛(弃疾)、陆(游)、姜(白石)这些著名诗人词人，也都逝世千年以上，至于许多国宝的年代难以确定，都是古董。可文化并不会因为年代久远而丧失它的价值。其中承载的思想仍然在哺育一代代中国人，后人从阅读、诠释中理解其中蕴藏的精神、智慧和理念。

流传至今的古代文物中保留的文化信息仍然存在，它的精美绝伦技艺和艺术精神仍然在向当代人传达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创造力。现在不是在呼唤工匠精神吗，看看我们祖先制造的青铜器、四大名瓷，看看景泰蓝，看看种种光彩夺目、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制品，那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庄子·知北游》中讲了一个“大马捶钩”的故事：“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一生“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庄子别有寓意，但就捶钩技术来说，也算是一种“精于一”的工匠精神。农业时代的工艺也许过时，但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对处于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的我们，仍然具有榜样作用。

有些人指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机械唯物主义，认为它不承认精神、思想和理念的作用，这不是误解就是有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它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高度重视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马克思的名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你看，马克思承认精神是一种武器，承认思想的能量如闪电雷鸣。它一旦沁入人的心灵，就会发挥无比巨大的威力。由此看来，没有一种哲学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承认精神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中国古人都懂，“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体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俱伤矣。”“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

有人说，现在我们不是已经全盘西化了吗，还讲什么中国的文化自信?我们穿西装、吃西餐，我们乘坐的飞机、高铁，使用的手机、电话等等，不都是源自西方吗?各个民族的文明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的。我们可以说“胡化”，我们许多蔬菜水果源自当时的西域;我们也可以说，日本、韩国和越南汉化、唐化;也可以说，现在的西方正在中国化，因为我们的日用产品，包括具备技术含量的高端产品不断出口到西方，到处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甚至是“中国创造”。把文明的传播、相互引进借鉴和全盘西化混为一谈当然是错误的。全盘西化的本义不是指文明和文化的交流，而是指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传统，企图变成另一个国家的翻版。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参与世界性交往，但中国仍然是中国，中国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

没有一个民族能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文化融于血脉之中，成为民族的灵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绘画，我们的文学艺术——总之，凡是中国人在灵魂深处都会有中国文化的胎记，中国人的创作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传统的影响，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保有我们文化的民族特色。当然，我们并不排斥西方文化，相反我们也在吸取西方优秀文化，但它不能改变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毛泽东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用织帽子来比喻，说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还说，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洋为中用，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文化自信当然包括对中国革命斗争中创造的红色文化的自信。红色文化和我们的实际生活，和实际斗争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是生活在古代中国，而是生活在现代中国。由于不存在时代的隔膜，它们用不着诠释、解读、争论、辨伪、考证，或各自立说，更容易为人民理解和接受。《红色家书》和《烈士诗抄》中一封封充满家国情怀的家书，一首首充满炽热革命激情的绝命诗，其中包含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移孝作忠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习近平总书记赞扬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优良的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无论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都是红船精神的继续发扬。红船精神的核心就是革命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

文化自信是不能断流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文化自信当然要更重视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它是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直接继承“红船精神”开辟的革命文化，又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的文化。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形态，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社会形态。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预示着人类发展的总方向，那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一种更具先进性的文化，具有人类文化发展方向的导向性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在建设中。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人物、道德榜样，就在我们生活中。

如果要问文化自信究竟信的是什么?可以肯定地回答：信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和中国理念，信的是红色文化中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信的是把国家、社会和个人提升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不忘初心”，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文化古国、文化大国、文化强国。近百年的苦难和列强侵略掠夺，使中国国弱民穷、科学落后、文盲遍地，文明古国成为文化弱国。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经过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国迎来了富起来、强起来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誓言，代表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决心，也代表了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而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烈士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没有忘记无数曾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的强大中国而牺牲的烈士。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的碑文，就是要子孙后代牢记为革命而牺牲的先烈的初心。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就包括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包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文化大国、文化强国。没有文化自信，就不会有文化的复兴，也就没有全面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因缺乏精神和文化的支撑而后劲乏力。

彬宇先生还论述了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不谋而合与高度契合，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华文化“天下情怀”的具体体现。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两场历史性演讲，向世界描绘了一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在全世界产生了强烈反响、意义深远。在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看来，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这两场历史性的演讲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深刻把握，着眼的是各国共同繁荣而非纠缠于国家利益的分歧和冲突。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的新方向，彰显了中国的世界情怀和天下担当。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感叹，在每一个时代，政治家们都尝试着寻求和平，然而“和平总是地区性秩序，从未能建立在全球的基础上”。回望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国际秩序变迁背后的西方世界观始终无法突破一己利益的考量，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成为难以企及的梦想。在十九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被提及6次。这一理念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重要体现，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的结晶。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类整体观。

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撰文指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把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贡献给国际社会，并欢迎其他国家“搭便车、搭快车”，展现出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应有担当，提升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议程设置权、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越来越凝聚起广泛共识，人类曾经难以企及的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梦想终将照进现实。吸收了中国“和合文化”的精髓，传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实践，强调构建以平等公正、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秩序的革新完善提供了新的话语体系和路径选择。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

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未来世界要如何更好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向全世界给出的“中国答案”。

其实，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推崇“天下”情怀。从“保和太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再到“计利应计天下利”“推到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达则兼济天下”的胸襟气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主张天下为公，推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当中已经蕴含了丰厚的“命运共同体”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个讲清楚”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因而，中华文化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沃土。

中华文化的最高追求其实还与实现共产主义的追求不谋而合，《易经》的“群龙无首”与“天下和平”，儒家的“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公”，道家思想《道德经》最后二章所描绘的天下理想蓝图：“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虽然有了一切高度发达的物质，却并不贪图享乐（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舆无所乘之），社会和谐，远离利益之争与战争（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人人安居乐俗，生活简单纯粹，具有高度文明（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古代氏族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在更高物质基础上的回归。人类将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从必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只是生产力及相应的生产方式进步的必然结果。

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高度发达、生产方式极为高级、进步的社会，用高级的生产方式自然淘汰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淘汰掉资本主义，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这个理念在中华文化中比比皆是，最耳熟能详的就是管子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以及古训“有余力，则学文”。在精神高度文明中创造物质、驾驭物质，又在高度的物质文明中升华精神，实现全人类的高度自由，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伟大追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使命！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绝不是要消灭人的个性，而是使每个人的自由和能力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个人的个性与社会的共性高度和谐共振。每个人的自由和能力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就是“群龙无首”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都是一条“龙”，而没有剥削阶级（无首）。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儒家所追求的“圣人满街走”这样高度文明和谐的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既非道德完备的人，也非天生自私的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中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天生的好人，也没有天生的坏人。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应该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提升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人类命运向好的方向前进的道理在于此，恰恰中华文化让人如何安身立命也是如此表达。如《易经》整个就讲变化、变通，与时俱进、与时偕行，以及革命的思想、创新的思想、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等等。孔子讲“里仁为美”，就是讲社会环境的重要。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天时地利都要为人所用的思想，强调个人要在生活的磨砺中来锤炼生命的意义，完善生命的价值。如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

所以共产主义必胜，不是一种算命和盲目的崇信，而是符合必然胜利的逻辑。

这个道理，就是中华文化所强调的：“天不亡，道亦不亡。正道不衰，正学不亡。”它是历史演进的必然，是人类发展的必然。 

共产主义主张合作，共融共生，正是中华文化和谐的价值理念与追求，化解一切矛盾，所谓“仇必和而解”。

共产主义道德观和人生观就是中华文化儒家思想所彰显的三重境界。

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其实就是中华文化最为崇高的天地精神。共产主义的道德观，本质特征是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要求人们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并在斗争中解救自己，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度。它要求人们在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热爱劳动的高尚品质，具有彻底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彬宇先生说，我曾经讲过儒家文化的三重境界，第一个是文化儒，儒家文化好比阳光空气和雨露，是人类需要的文化。儒家文化为人类揭示了一条正确而光明的道路，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必定走向光明、走向幸福、走向圆满；儒家文化的第二个境界是君子儒，儒家文化是需要你做人。做人的标准就是“君子”，这个标准以上是“圣贤”，以下是“小人”。成为君子，就自然脱离了小人，自然成长为圣贤；儒家文化的第三个境界是大人儒，不光要做人，还要做社会需要的人。这就是“己达达人”的人，“兼济天下”的人。

而同样，共产主义人生观解答了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人生有什么意义，人应该怎样度过一生，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等问题。归结起来，有三个基本特点：

1)以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和最高理想，并为实现这一远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2)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生目的，其本质是大公无私。 

3)以革命乐观主义为人生态度。以乐观精神和英雄气概对待人生道路上的各种问题。共产主义人生观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它一旦形成，必须按自己的面貌改造现实，造福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这第一个特征，就是文化儒的境界；第二个特征，就是君子儒的境界，包含了“孔颜乐处”的精神，同时更包含了“君子群而不党”的集体主义精神；第三个特征，就是大人儒的境界，“己达达人”、“兼济天下”，可以孟子所谓“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具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

共产主义的劳动观就是中华文化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劳动观由有一定自觉的人士带头作为榜样，带领更多的人将这种价值观融入于生命与血脉之中，从而实现全人类的高度文明与和谐。 共产党人的追求，也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圣贤”特征的描述：

《中庸》云：“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不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本身就符合也唯有如中华文化所标举的“圣贤”，才能够实现中华文化所谓的“平天下”，共产主义所标举的共产主义社会。

彬宇先生认为，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一方面是指广大的困难群众，儒家“民贵君轻”的精神及“民本思想”其着眼点就是“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就是中华文化所倡导“自然无为”的最高境界者，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断培养从精神上达到“自然无为”具有天地格局及智慧能创造物质、驾驭物质的人。这样的人在儒家称为“大儒”，在佛家则称为“大乘菩萨精神”，共产主义则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人”。

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理念就是中华文化“天下为公”的精神，因为完全强调私有、私欲只会将人类引入堕落。

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就是实现儒家所提出的“大同理想”，按需分配不是无原则地满足欲望。“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按需分配就是在解决中华文化几千年来所重视的均贫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第一性，恩格斯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

注重物质第一性，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与中华文化思想依然高度契合，中华文化的原典《易经》，讲六十四卦卦象，就是抓住事物这个物质本身的根本特征进行分类，卦象所涵盖的就是各种事物现象，现象就是物质，透过现象从而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唯物主义恰恰是根据客观事物来分析其内在本质的规律，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一切都从实际出发。《易经》所阐述的“道器关系”也正是如此。“器”是物质，透过物质的特征来反推物质背后的规律，就验证了“道”。战国荀子：“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东汉王充：“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明朝王夫之：“气者，理之依也。”“天下唯器”，“道者器之道”，“无其器则无其道”。而“道”本身也是物质。所以《易经》提出了三易原则，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思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加以掌握并利用的”，这里说起来是一段话，在《易经》那就是六个字：不易、变易和简易。简单地说，不易就是道，变易就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简易就是掌握并利用规律。当你达到“不易”的这个最高境界，也就是“道”的层面时，你就看懂了一切事物发展的变化规律，这就是“变易”，当你看懂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时，你就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处理了，就能运用这个规律创造、发展出一切事物了，这就是“简易”。

从物质角度出发，才能够客观地反映世界，进而推导出其中的内在规律，并掌握此规律再进行对一切需要的创造。如果不从唯物角度出发，则极容易发展出历史虚无主义和务虚主义，搞出“屠龙之技”，而中国古代“闲来无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实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主张的“经世致用”精神高度契合，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高度契合。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思想，是“心物一体”，道器不二。老子所阐述的“道”，本身也具有“唯物”性。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他所阐述的“道”，本身就是物质。

唯物主义就好比一面照妖镜，把一切不切实际的空想、骗术都照个明白，而将一切思想学说都变得实际，“从实际出发”。这恰好也是中华文化的根本追求，“道”的高明，是要创造发展出“器”的高明。没有“器”的“道”不是道，是骗术。

  对于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言，这是最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哲学观点。

譬如算命先生学《易经》，只学会了占卜，孔子学《易经》，却感悟了天道。同样是学《易经》，结局却迥然不同。这就是孔子所感叹的“通途而殊归”，最后历史选择了孔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样都搞经济和物质，但是社会主义的物质高度发达是与人的精神境界成高度的和谐与共振，而资本主义则不然。故而历史将如同选择孔子一般选择社会主义。这也就是为何在“千年未有”之历史变局中，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奇迹般地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一步步让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伟大起来的根本原因。

有远大的构想和梦想才会有伟大的成就。共产主义就是宏大的人类未来构想，我在前面讲“知志”的时候讲过，志通质、智、置、治、制、致、至。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一定能用理想照亮现实，也一定能将梦想变成现实，现实也就是实质，所以“志”通“质”，实质的意思；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一定懂得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能够集中精力去做能做的，这种辨别是非的能力，就是一种智慧，也会不断拓展出伟大的智慧来，所以志通“智”，有志向的人会开启智慧；有宏大的志向，会懂得如何处理事物的关系，掌握相应的方法，这个“置”既代表“措置”的置，即方法；也代表位置的置，即地位。有宏大理想的人才能够有机会获得崇高的地位；志通“治”，有宏大志向的人，一旦在人生路上走偏，就会自觉发现并及时纠偏，因为他自觉到一旦走偏，必定实现不了志向与理想，所以通“治”，就是具有自我革命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中，后面三个都符合这一特征；也就必定能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制度，所以志通“制”；有远大的志向，就必定会多方考虑，注重周祥和细致，所以志通“致”，全面、周备、精细的意思；最后，一切条件成熟，终于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伟大的梦想，这就是志通至，达到的意思。所以中国共产党人，互称“同志”，虽然这个词语源于《易经》“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但是一个“志”的内涵已经说明了一切。

因为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土壤、共产主义的伟大指引，则必然有中国梦这一伟大构想的提出。这是中华民族的中国梦，更是中华文化为全人类描绘的世界梦。拥有宏伟的使命，就必定能在前行的道路上自动纠偏（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从而以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昂扬地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一步步坚定有力地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让全人类获取幸福、生命成就这一伟大目标。

彬宇先生继续提出，什么是国学？《现代汉语词典》中定义是“一国固有之学”，照此看来，中国国学只是世界各国国学中的一分子，并不能完整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及与世界学术的根本区别。所以他曾经为“国学”做了一个新的诠释，先生说，所谓国学，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学”的简称。很多人说治国是把一个国家治理好，平天下是把无数个国家治理好。其实不对，首先，把无数个国家治理好本身就是对“治国”概念的重复，而治国是治国，平天下是平天下。两者岂能混为一谈？另外，在先秦时代可以这样定义“平天下”，周天子高高在上，所有的诸侯国都听命于他。但是到了现在，就不能再这样去理解，否则就会发展出霸权主义。他在《国学旨归》第一辑和《平心平天下》里面都有过新的诠释，平天下就是指一个人内圣的修养达到了与天相持平的境界，这个时候看到的一切都在自己的眼界和境界之下。平天下是指内圣的修养达到了极致，内圣修养达到极致，必定开启了无上的智慧，运用无上的智慧，自然就能创造出一切丰富的物质与文明。同时内圣的修养达到极致，也就是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必然受到人们的拥护，所以内圣的修养达到极致，自然就能开创出外王的事业。“平天下”三个字，既包含了内圣的修养，又包含了王的事业。

那么中华文化平天下的追求，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实现。

今天，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将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作用。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出发，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华民族其实已在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行进了数千年，也有过无数的曲折和血泪。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华民族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正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就与共产主义所高度契合，所以临门一脚，结合历史经验、文化积淀与基本国情，踹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门，鉴古知今，彰往察来，正是有数千年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积淀，习近平总书记自信并自豪地向世人宣告——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彬宇先生在《平心平天下》中曾论述过中国古代的帝王专制与西方所谓美式民主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古代圣人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宏伟蓝图也即“共产主义”社会，而唯有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实现，感兴趣可以看该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从国际视角来看，不仅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等倡议上，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不做资本主义掘墓人，而旨在造福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拓展，也使得马克思主义超越社会主义国家范畴，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指导意义。

彬宇先生谈到“常道”是儒家精神的体现，他说：常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辩证唯物主义源于现实，又能指导现实。常就是生活，道就是高于生活。依此道理，常道的含义就包括，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只是为了吃饭。西方重物质重资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吃饭”（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娱乐），吃饭固然很重要，但还有比吃饭更重要的。把这个更重要的搞明白了，如何吃饭、如何吃好饭，就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因为当你掌握了智慧，厚重了德行，自然就能创造并驾驭物质。《论语》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子贡去问孔子政治方面的问题，孔子就说，有三样东西很重要，一是搞好生活和经济建设，二是搞好国防和军事建设，三是搞好文化，加强诚心、信仰和信念的树立。子贡说，如果不得已要在这三者中去掉一样呢？孔子说那就去兵，不搞军事了；子贡又说，如果不得已又要把剩下的两者去掉一个呢？孔子就说去掉生活这一项吧，自古以来谁都有死，没有精神的活着还不如死了。我们要注意，在这里孔子不是主张只搞文化建设而不搞其他的建设，他只是强调文化的重要。因为真正的政治，是不可能绝对不搞经济不搞国防的，因为一般的统治者都会过分注重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发展而往往忽略了文化建设的意义，所以孔子结合现实的情况，为了突出文化的重要，才故意这样说。这就是我们读书要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而不能产生误解。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此。一个“吃饭是为了活着”，一个“活着并不只是为了吃饭”，那还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让全人类精神和物质都获得高度的自由，是为了“为万世开太平”、实现共产主义与大同世界。这是共产主义的追求，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追求。

很多人受西方反华势力蛊惑，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是乌托邦，其实当你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以后，你就明白，共产主义社会也好、大同世界也好，都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实现的这个过程是很艰辛、也很漫长，是有一个过程的。

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实现了精神与物质的高度自由和高度文明。一个人精神高度自由之后，随之而起的就是智慧的高度发达。一个精神高度自由的人，其欲望是极低的。这符合老子所讲“知足者富”的理念。因为精神高度自由了，内心无比充实，对事物的渴求和需求变得理性，也就是减损掉欲望了。你看历史上无数圣贤之人，他们真正做到粗茶淡饭、安步当车，却比任何一个常人都幸福就是这个道理。而只有当一个人精神空虚时，才会滋生欲望，希望通过对财富地位的攫取来充实自己。当一个人精神高度自由与文明，同样就能创造物质的高度自由与文明。道器是统一的。有多高明的“道”就能创造多高明的“器”。高明的“道”就是高度自由的精神，高明的“器”就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所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是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又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物质，使人类没有了生存和生活的恐惧，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进而反过来升华人类的精神。所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精神高度自由，就是指高度理性、高度智慧与高度幸福。一个高度理性的人，是讲秩序讲礼仪讲文明的；一个高度智慧的人，是能创造高度物质并能驾驭高度物质的；一个高度幸福的人，其需求是极低的。这就构成了一个生产力极为发达而人们对需求又极低的社会。这个社会因为精神和物质都高度发达，所以高度理性高度智慧高度幸福，于是不再有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是没有政府的。这在中华文化最高经典《易经》中有一个形容，同时这个形容也是《易经》所描绘的人类最美好的生活图卷，《易经》只用了四个字来形容——群龙无首。

群龙无首来自于乾卦。乾坤二卦是《易经》的门户，所谓“乾坤生六子”，从而演绎出八卦与八八六十四卦。而乾卦又是《易经》中最重要的一个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中最高的境界就是“群龙无首”。什么叫群龙无首呢？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进入了中华文化所形容的最高明的境界，儒家叫天人合一，道家叫自然无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条龙，而不需要首领，也就是没有了政府没有了领导，大家多元和谐，这也是《易经》描述的“保和太和乃利贞”的境界。所以和谐社会，懂了《易经》，你就明白“和谐”这个词语源于《易经》，《易经》就是要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但是这个“和谐”，有三重境界，有保和，有中和，有太和，就是今天故宫里的三座大殿的名称。按我的思考，保和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有丰富的物质和资本作为保障，是太和的基础；中和，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太和，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三和与三种社会形态的关系，留给大家下去思考。

先生说，前面我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乌托邦，而是有必定实现的必然逻辑，如果你还是觉得复杂，那么我简单归结成一句话你就懂了。如果社会上像范仲淹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满大街都是，那么共产主义社会就快实现了。为什么呢？因为范仲淹就是精神上高度文明，物质上又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这种人就是中华文化所标榜的圣贤。所以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乌托邦，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有赖于人。一部分先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联合起来作带头示范作用，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些人就是儒家讲的君子和圣贤，马克思讲的共产党人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一条：“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掌握并利用的。”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讲起来是一句话，但是《易经》就是三个词语六个字：“不易、变易、简易”。“变易”就是一切的事物都在变化；“不易”就是规律，透过事物的运动变化而发现背后的根本规律；“简易”就是当你掌握了这个根本规律后，看一切事物就简单了，并能运用这个规律去创造、驾驭一切事物。

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第一性，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高度一致。《易经》就是透过六十卦所揭示的一切现象世界、形质世界去发现真相实相，也就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这个本质就是根本规律（基本原理）；儒家在《大学》里有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就是世界大同，也可以说就是中华民族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或大同世界，第一条就是“格物”，强调物质的第一性，透过物质的现象变化，来掌握其背后的根本规律，所以掌握这个规律，明白这个道理了，就叫“致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高度一致？

我们知道，中华文化主张道器不二，道在器中，器在道中。“道在器中”是说事物中蕴含着“道”的内涵；“器在道中”是说物质的发展变化符合“道”（规律）。所以主张以道制器，器以载道。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将“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错误地理解为道高于器，于是开始过分强调心性的作用，而忽略了对实物的创造，甚至将很多实物的创造视为“奇技淫巧”。其实，“形而上者之谓道”说的是看不到摸不着但又客观存在的规律，以及精神和智慧；“形而下者之谓器”说的是运用这个规律、精神和智慧就能创造出形质之器。所以明确提出了“以道制器”的理念。但是古人很多却都只注重“论道”，而不注重“制器”。出现了“闲来无事论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情况。由于过去过度强调精神层面，精神与物质，在中华文化中本来是并重的，结果导致了只侧重于精神而忽略了物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到来，帮助我们反思反省，不仅要注重精神层面，更要注重物质层面。用物质来检验一切，也就是说用器来检验你的道，不能创造器的道，就绝不是道，而是骗术。所以唯物主义是极科学的理念，是一切骗术、不切实际的空想和牛鬼蛇神的克星。所以马克思主义，本身也符合中华文化思想，它帮助我们更好地、更完整地、更透彻地认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过去的几千年来，我们一直走在实现世界大同的道路上。某种层面而言，也是一直走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了，要实现世界大同，靠过去那种光有思想理念是不够的，还要在制度上完善。中华民族过往的历史上，往往是一批有着圣贤追求的无产阶级起来推翻了剥削阶级，但是由于家天下的制度，子孙们生来就是做帝王的，从出生开始就是锦衣玉食，不知民间疾苦，而逐渐失去了圣贤的追求与发心，拼命享乐，于是从最初的无产阶级（圣贤）演变成了资产阶级（违背圣贤）。但是家天下皇权至上的制度，你要么敢怒不敢言或者逆来顺受，要么就再联合起来推翻他。一旦再起义推翻旧政府的时候，历史的循环就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看透了这个历史，要打破它，跳出这种循环和周期，于是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废除了家天下的制度。废除家天下的制度，是为了保证“不忘初心”。唯有不变初心，才能牢记使命、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制度，颇类似于尧舜时代的“禅让”制。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所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这种“禅让”的意味将会更加深长。尧舜禹三代之间代代相传一句话，《论语》中孔子也如此转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这段话就是尧舜禹三代之间代代相传的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尧传位给舜时就说，舜啊，天命已经落到你的身上了，你要坚守中道、正道和大道（允执其中）。如果你把天下四海搞得民不聊生、困顿贫穷了，那么上天给你的禄位也就永远地终止了。后来舜又把这句话传给了禹。这句话，换到今天，用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所以彬宇先生说，越懂中华文化，就会越懂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者是融通容和的。中华文化是大道，但是把这个大道落地下来，融入到生活之中，就成为了常道。大家在生活中感悟中华文化，用中华文化来指导生活，所以中华文化成为了中国人生命中的一部分，血脉相连，深入骨髓，深入精神，息息相关。古代的官方与人民容易相互理解，都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中华文化价值观的缘故。那么对于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方面要着重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让这种宣传更接地气，更容易被理解，更容易为人民所广泛接受，就是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怎样中国化？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武装自己。”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推进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在再造政党政治、创新人类政治文明的过程中，不仅有利于世界政党间的对话，也将使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蓬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