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对静坐的时机与地点也有很多讲究，他说：“静坐必择时地，以免外扰。昔人多在寺院中，特辟静室，而余之生活上无此方便，静坐稍有功，反感不适。以后非时地相宜，乃不敢多坐。”因为静坐之中，一旦被人惊扰，后果就相当严重，这也是他不敢轻易将此事传与他人的原因。
钱穆的同龄人郭沫若留学日本时，因为神经衰弱，受到王阳明的影响，也修习了静坐法，后来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郭氏特撰《静坐的功夫》，认为“静坐这项功夫，在宋明时代，儒家是很注重的，论者多以为是从禅而来，但我觉得，当溯源于孔子的弟子颜回，因为《庄子》上有颜回坐忘（即静坐）之说”，对这一个脉络进行了生动的总结。
难能可贵的是，钱穆还从静坐领悟到，“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若心中自恃有一长处即不虚，则此一长处，正是一短处。余方苦学读书，日求上进。若果时觉有长处，岂不将日增有短处？乃深自警惕，悬为己戒。求读书日多，此心日虚，勿以自傲。”
在这里，静坐法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养生术，而且升华到培育心性的层面，与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的联语颇为相近，钱穆一生在面临很多重大关口时，往往能从容抉择，甚至不惜冒险犯难，不能说跟修习静坐法没有一点关系。
钱穆所终身修习的静坐法，在现代科学的验证下，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但这也往往因人而异，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一代史学大师在其不长的晚年回忆中对此再三道及，这无疑是其生命史之中一段有趣的经历，在联系到当时诸多名人的相似遭遇，无疑为我们解读当时的身体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其中折射出的调理身心的重要性，也值得我们再三致意。如果能否进一步，通过调理身心，使得当下文化人能够“每临大事有静气”，那更是文化塑造与文化复兴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