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也许会被认为很冒失的想法: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和学说,当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但它必然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只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思考发展的结晶。而追溯这种社会理想的初始萌生状态,可以说最先起源于中国儒家思想的这一束闪光。
众所周知,十九世纪初期法国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思想条件和来源,而空想社会主义又源于西方的乌托邦思想。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的乌托邦思想只是在16世纪才提出来。公元1515-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可是,中国儒家早在公元前300年就提出了这种类似的大同社会理想。
《礼记•礼运》里是这样描述大同社会的: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