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也许会被认为很冒失的想法：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和学说，当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但它必然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只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思考发展的结晶。而追溯这种社会理想的初始萌生状态，可以说最先起源于中国儒家思想的这一束闪光。
众所周知，十九世纪初期法国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思想条件和来源，而空想社会主义又源于西方的乌托邦思想。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的乌托邦思想只是在16世纪才提出来。公元1515－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可是，中国儒家早在公元前300年就提出了这种类似的大同社会理想。
《礼记•礼运》里是这样描述大同社会的：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