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杨森都称赞他是少有的大本曲创作型艺人。堂屋中,有两大袋数百只用完的中性笔,行李箱里整齐地码放着将近140本自己收集或创作的曲本,桌子上一匝匝用来裁成曲本的白纸,垃圾桶里充满废弃草稿。对大本曲的热爱,让他全身投入创作。白天放羊的时候,“羊儿在吃草,我就在边上创作(剧本)”,遇上农忙时节,为了不耽误创作,杨振华一干完活就跑去写剧本。每天晚上,这位年逾花甲的老艺人都坚持创作、修改剧本,至一两点才休息。旺盛的创作精力和勤奋,让初中学历的杨振华写出了《望夫云》《柏洁夫人》等深受群众喜爱的大本曲作品。
杨振华在放羊时,利用空闲时间创作大本曲。摄/吴钦萍
爱得炽热,也难掩大本曲传承路上的酸楚。这位活泼、单纯如孩童般的大本曲痴迷者,也不得不接受受众主要为中年人的现实,“年轻人都不喜欢这个了,他们也要上学,没时间学(大本曲)。”他把大本曲作为整个世界,不惜变卖家产添置道具,至今仍住在村中为数不多的平房内,却因生计所迫不得不忍痛变卖曲本。“那时候没钱了,也要生活,就卖了10本老的本子给州里的传习基地,每本400块钱。这可是老的本子啊,我的心都在滴血。”杨振华声音低了下去,脸上满是落寞。
“蒙圈”的老艺人们
在大理,大本曲是上一辈难以割舍的娱乐生活。“三天不听随堂响,百姓脚底直发痒”,在那个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戏台子上的三弦开拨,一声“老汉我今年90多”的吆喝酥到了人们的骨子里,拂去一身劳作落下的疲劳。
搁以前,喜洲(时称五台镇)是杨汉演唱大本曲的常驻地。傍晚时早早地在四方街铺子口搭出一个彩台,一张挂有桌围的高桌往台口一放,桌上香烟缭绕,烛光闪烁。杨汉身穿蓝粗布长衫,健步登上彩台,正襟危坐在台上的椅子上,开始了新一天的演唱。随着杨汉面部表情和手里扇子不停的比划,仿佛故事里的不同人物齐刷刷地展示在人们面前。台前挤满了如痴如醉的人们,人越来越多,将旁边各个路口挤得水泄不通。杨汉的声音忽高忽低,忽缓忽急,表情忽喜忽怒,忽泣忽诉,集生、旦、净、丑于一身。他忽而眉飞色舞,忽而怒气冲冲,忽而悲切忧伤,忽而议论评说,充满艺术感染力。那时的大本曲艺人,讲述着白、汉族传统的传说故事,是与观众同声而喜,同声而悲。演唱的扣人心弦,让观众时而如黄河决堤,奔腾翻滚,怒不可遏;时而如长江巨浪,吼声雷动,千里直泻。简简单单的说唱艺术,通过杨汉的唱腔和道白,使之发挥出强烈的戏剧性效果。当时在喜洲教书的张文勃先生,亲眼目睹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唱,以致几十年后仍能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1970年代,热爱大本曲的年轻人围绕在杨汉身边认真聆听。资料提供/杨森
但这样盛况空前的场面也只存活在后人的描述中以及各种文字影像资料里了。
大本曲北腔代表人、绕三灵国家级传承人赵丕鼎表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介入,人们生活方式亦随之改变,所赖以生存的观众基础和市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门古老的说唱艺术,以前村民的生活简单,娱乐渠道单一,大本曲是村民们日常唯一的娱乐方式,在婚丧嫁娶、节日庆祝、休闲娱乐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技艺高超的大本曲艺人更是受到村民们的格外尊敬。而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发达的通讯手段让娱乐形式趋于多样化,人们可选择的休闲方式前所未有地丰富,大本曲的生存市场被严重挤占。加上大本曲是白族起源于田间地头的古老说唱艺术,主要讲述白、汉族传统民间故事和传说,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也致使现代观众对传统乡土社会大本曲的演唱形式和内容生发出强烈的疏离感。而几乎所有的大本曲艺人又都提到,白族语言普及度下降也成了大本曲发展的一大障碍。“很多白族人都不会讲白族话了。”“年轻人不会讲白族话,都听不懂你在唱什么,怎么会有兴趣嘛。”杨森不禁感叹。
因而,大本曲和其它许多地方曲艺、剧种一样经历着由盛而衰的失落和尴尬。大本曲娱人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消隐和被取代,许多村庄年节时请艺人到村中演唱能排队排到一年前的传统被悉数丢弃。除了传承,甚至大本曲能不能被年轻人认知和接受都成了未知的命题。年轻人很少再对传统的娱乐方式产生兴趣。艺人们不是没有做出过改变,但现代化的步伐把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头到脚地推翻,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快到似乎没有耐心,静下来完整地听一场三四个钟头的大本曲表演。 即使是乡野山村,也已经全面、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变化的气息。这场突如其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老艺人与时代之间豁开了难以填补的巨洞,他们被打蒙在原地,看彼岸推陈出新一派繁荣。他们不明白,自己结合了当下社会热点,费了这么大力气创造出来的《劝君莫赌》《社会主义好》怎么就行不通了呢?
市场在哪里,需求在何方,他们看不清也道不明。
尽管民间仍不乏大本曲的艺人,但事实上它已经不能带给艺人更多的荣耀和经济收入,市场的不景气、观众群的萎缩,使他们从职业半职业化艺人的身份退回到偶尔才为之的境地,单纯依靠大本曲维持生计早就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这也使得大本曲的传承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敢问出路在何方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剧, 很多民间口承文艺资源都逃不过濒临消亡的状态,199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大会通过了决定设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品录》的决议。2000年6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召开首次“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评议会议,正式设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2001年5月,该组织公布了进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第一批名单。
事实上,对于在大理已流传几百年的大本曲艺术,当地政府也在不遗余力地保护和传承。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赵向军表示,近几年一直在帮助三腔建立传习点。政府有条件的话,首先会为他们提供活动的经费,想办法促进大本曲融入现代生活,给老艺人创造生存空间,“我们也不是没有难处,手下要申报处理的非遗项目有三百多个,家家户户都伸着手跟你争资源、抢经费。谁还不是自吹自擂,说自己做了多少多少工作。但手心手背都是肉,割舍了哪一块都是万般不情愿,我们还能怎样呢?”
他们也试图带着老艺人冲破漫漫迷雾天,并为之努力了。但奈何前有狼后有虎的威逼,“文化还得依靠着经济发展,大本曲不像扎染本身就具有实物的商业价值,自身的观赏性不强,加上语言(白语)受限。它们(大本曲)想有活路,就得跟旅游结合形成一条产业链。你到博物馆里唱上个三五片段,我们也能提供些固定的工资。但非要连唱四五小时,那些走马观花的游客哪里会有人来听?何必如此较真呢。”
这份情,老艺人却未必能够消受。“大本曲是几代流传下来的心血,怎么能说改就改,一言把以声腔划分的三派混为一谈。”在领导眼里毫无差别的本子曲与大本曲之说,他们更是不能妥协,“唱选段还能叫大本曲吗?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就是重情节、讲连贯,完完整整地说好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剪不清,理还乱。当局者迷,还得旁观者清。大理大学的张锡禄教授倒是看得洒脱、通透。“现在搞文化,有很多路子都并非恰当。让演员艺人自己走市场,这样才能有出路。想要活着就得有竞争意识。否则大家都争着抢着评几级干部,分进去了却又不负责任,吃老本。那还不如让他们到生活中去磨练,走到群众中,创作群众喜欢的,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市场。现在的很多艺人已经被打懵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迎合,他们也无法适应这些文化发展的改变,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顺应改变。当然,大本曲本就有教化人心的功能,按原来传承的经典,往往取材于汉白两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叙述的是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传说故事,因此演唱大本曲在娱神娱人的同时,还能普及人们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传统伦理道德教育。”
蒋公祠就是创造出来的生存空间之一。作为日程表上固定不变的旅游景点,跟团游的旅客每天成波成波换,不用十分钟就可以走马观花地走完全程,在大本曲表演前稍稍驻足便离去,一波游客离开后,舞台下又恢复了冷清。偌大的院子里只坐着两个背稿的预备讲解员,院子里的萧瑟、悲凉与屋内挤着、好奇说笑着听私奔爱情故事的喧嚣人群成了鲜明对比。偶有两三旅客经过,或是拍照完事,甚至绕道而行。台上的戴四达和年轻的儿子倒显得平静很多,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只是目光无神地望着远处,平静、毫无波澜地弹唱,提不起特别高昂的兴致来,脑袋里似乎装着很多事儿,他们想不明白,就干脆不去想。
戴四达和儿子在蒋公祠内同台演出,身后游人如织却很少有人驻足倾听。摄/刘慧琴
国产音乐剧的行业现状是“剧目多、精品少”,容易沦为“档期短、风险高”的“快餐演出”。如此看来,想要在市场上做大本土音乐剧的“蛋糕”,原创能力和市场运作水平都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连环画,别名“小人书”,等同于“漫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早已是连环画创作、出版、发行的大本营。当时上海街头巷尾遍布着小人书摊,花一分钱就可以看一部你喜欢的“小人书”,这是几代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