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晓光：读懂剪纸的语言

乔晓光

乔晓光，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剪纸研究中心主任，多年来从事民间美术研究，对中国民间剪纸保护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作为古老的农耕民族，剪纸的传统从古代一直传承延续到了今天。作为活态文化的表现形式，剪纸既与民间习俗生活相关联，又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段。不同地域的剪纸在表现现实生活题材时，亦不约而同地反映出创作者所具有的视觉心理基础，如空间方位表述上的自我中心观；在物象表现上追求心理的真实；情节叙事上的四维时空表现；物我合一、物物互换的稚拙表现手法等。这些因素在现实题材的剪纸作品中都得到显现，就形成了剪纸的语言。

隐喻与象征的观念性语言

《说文解字》中记，羊，祥也。古文中羊同“祥”，在青铜器铭文上多作吉祥之意出现，因此羊在古代是吉祥的象征。在传统纹样中，羊与鸡同时出现时，鸡取“吉”的谐音，组合成吉祥的寓意。传统剪纸中有“吉羊送子”“三阳开泰”。

隐喻与象征的艺术手法与中国古代“观物取象”的本原哲学观念密不可分，也反映了中国早期以口传文化和图形符号叙事的集体文化意识。在中国各地区民间剪纸纹饰中，充满了表现古代图腾、生殖繁衍的形象与符号。如黄河中上游黄帝氏族部落的龟、蛇、鱼、蛙剪纸；象征通天和生生不息的生命树剪纸；西南苗族表现动植物始祖的服饰花样剪纸；北方婚俗剪纸中的扣碗、蛇盘兔、鱼戏莲、蝶扑花、狮子滚绣球等纹样隐喻象征阴阳（男女）相戏的主题。

当然，剪纸语言在传承发展中也存在衍化规律。北方汉民族的剪纸语言中，花草是最基本的语言元素，相似于汉字符号的信息作用。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以“他物”言“己情”，是中国早期文化“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本源哲学观念，也是活态文化方式的思想根源。围绕着农耕生存形态传承的活态文化，口传文化的比兴和隐喻象征的文化观念又深刻影响着剪纸语言的艺术表达，如表现苗族迁徙史诗的牛头龙、蝴蝶妈妈、牛头人身的祖先姜央等，极富想象和神话色彩。

心象造型观的艺术语言

高莲凤剪纸作品《回娘家》

心象造型，是心理物象的真实表达，而非视觉物象真实的再现。民间剪纸是观念符号式的图形叙事。

在陕西延川高凤莲的剪纸作品中，“虎”不再是视觉自然形态的虎，它的四腿伸向四方，以十字喻天、喻阳、喻宇宙；陕北胡凤莲大娘剪的大公鸡也非自然中的公鸡，而是身上带着象征男阳的“云勾子”（也叫“胜”）符号，表现生生不息的生命观念；“老鼠偷油”窗花剪纸是以瓶喻母体，以老鼠喻多子的生殖繁衍符号。其中剪的油罐口是向上的弧线，而罐底是水平直线，以罐喻天圆地方的宇宙母体；表现繁衍观念的喜娃娃时，肚子里就会有娃娃形象。

这种心象造型观念的语言更多依赖于心、手的记忆和民间思维方式的判断，反映出民间艺术非专业视觉艺术审美判断的造物特征。　　

对称型剪纸《抓髻娃娃》

《易经》中记载着“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偶思维，说明了阴阳转化往来不息的哲学道理。这种思想渗透到中国历代的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医学、天文数术、兵家等方方面面，民间剪纸无疑也继承了这一古老的思维方式。

对偶与对称，在视觉文化上反映了东西方观察和理解事物的差异性。西方设计艺术中非常注重事物的对称性，讲究“均齐”；而对偶思维中包含的视觉对称因素，更深入地表达了阴阳互补共生的生命价值观和自然生命的基本构成模式。

无论是单剪还是折剪的纹样，以及阴剪或阳剪的手法，花草纹样都反映了对偶思维造型观念的基本特征。民间剪纸艺术家根据心悟，寻找构图与色彩组合中的阴阳、疏密、大小、强弱等微妙的节奏关系。

陕北剪纸中有大量代表阳性的动物形象，如鱼、老鼠、蝴蝶、鹰、鸡、狮子、龙等，代表阴性的动植物有兔子、牡丹、莲花、瓜、葡萄、葫芦、瓶和盆等。这些被赋予阴阳属性的动植物按传统程式搭配组合，即构成了阴阳相戏、化生万物的新的对偶观念符号，表达出民间对生命繁衍的祈愿。

陕西安塞剪纸《牛耕图》

复合造型观念，是把几种花草、动物或人组合为一个新的纹样，以突出所表达的民俗象征主题。复合造型的手法，也是古代岩画、彩陶、玉器、青铜器、汉画石等图像造型中常用的手法。但复合造型并不是将纹样简单拼凑，而是一种程式语言和叙事原则。

黄河流域乡村的“鱼莲”纹样，在造型时会把鱼的尾巴剪成莲花，使纹样更富有想象的空间和构图的完整性。“石榴坐牡丹”，剪出的纹样花中有花、果中有果。再如“五子十成”剪纸，用5个儿童的头复合10个身子，借用形式语言组合成不同动作的10个儿童形象。苗族剪纸中的鱼头龙、鸟头龙纹样，也是典型的复合型造型，反映出原始时代人神杂糅的思维特征。

《鱼戏莲》。陕西地区有民间谚语：鱼儿戏莲花，两口有缘法。这里“莲”取“连”的谐音，是连续不断、生生不息的意思，类似的还有连（莲）年有余、连（莲）生贵子等。

程式与即兴（添加）式传承，是口传文化的基本特点。民间剪纸纹样就是一个不断在各类主题程式中添加的过程。添加的不仅是花草动物纹样的重组与变化，与纹样相关的口传文化内涵和相关民间美术主题，也是不断添加的情感依据。陕北民间剪纸程式化主题纹样如“鱼咬莲”“抓髻娃娃”“瓶里插花”等，虽然文化内涵相同，但不同地区，甚至相同地区的不同个体表达亦各具特色。

《鹰踏兔》是在婚俗中广泛使用的民俗剪纸。在民间观念中，鹰属阳性，隐喻男子，兔属阴性，谐音“吐子”，象征女子，因此鹰踏兔是男女情爱、阴阳相合的象征。

在民间剪纸中，会广泛使用谐音图形符号。这种剪纸语言是利用了文字谐音寓意吉祥的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渊源大多与古代的巫史习俗中的语言灵物崇拜相关，多表现出社会世俗化的功利价值观。如“五蝠（福）捧寿”“辈辈封侯（猴）”“年年有余（鱼）”等剪纸，用谐音选择的图像化语言与口头吉祥寓意结合，组成了既有图像美感又兼具好口彩的程式化纹样，迎合了人们求吉纳福的普遍心理。

北方民间剪纸《鹿头花》，体现了作为季节符号的相同象征内涵。

从发生学角度来看，民间美术的时空观是一体的。中国民间剪纸在表现时间观念时，经常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事物融合于一幅画面中。

北方地区流行“鹿头花”剪纸纹样，据考证，鹿图腾崇拜是出于原始先民“物候历法”观念。农业狩猎部族从岁岁枯荣中看到气候变暖，鹿角滋生，就知道大地回春草木萌生的季节到了。因此晋北一带，“鹿头花”也被叫作“春花”。

陕北白凤兰大娘的“耕地”，与陕北东汉画像石的“牛耕图”十分相似，只是东汉“牛耕图”的扶桑树变成了鹿头花，以此表现出牛耕的生产生活场景与时间更迭的一体关联性。

民间剪纸在表现人和动物的侧面时，常常出现两只眼睛。在她们的观念里，人物不光看正面，也要左右转动。而剪纸作品《姜太公钓鱼》，在一个头像上通过不同角度刻画出三种表情：由侧面向正面的转换，表现了姜太公钓鱼时的聚精会神、鱼上钩时的喜悦表情，到钓上鱼时的哈哈大笑。

郭佩珍剪纸长卷《回忆》局部图

民间剪纸在空间的表达上，既不遵循西方传统的焦点透视，也不效法文人画传统中“移步换景”式的散点透视，而是以中国本原造型观念为基础的“感知空间”。比如表现农家生活劳动场景的剪纸，人物大多要平面展开，互不遮挡；在表现碾磨场景时，人物为侧面平视造型，而空间是正面俯视角度；表现房屋建筑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感知空间”，把它平面展开，既看到正面，又把看不到的侧面也表现出来。而箱子的图案也是把透视看不到的侧面花纹一览无遗，极富想象力。

（本文摘编自《活态的纸文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