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人杨建业
前门是北京最重要的城门，其宏丽的规模，使之成为首都最重要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巨大建筑之一。关于前门以及与前门有关的历史事件，可以写上整整一本书。
前门楼子最早出现是在明朝，明正统元年（1436）开始修建九门城楼，明正统四年（1439）年完工。这中间有过几次损毁，几次复建。其中，对前门楼子影响最深的那一次是在20世纪初的那一次。因为之前的修复都是照着老年间的样子和规矩来做，只有这一次修的时候，把前门楼子改了样子。而且，这个样子改完之后就保留了下来。这之后的很多年来我们印象中的前门楼子，就是这次修复后的前门楼子的样子。
这次改造是在1915年进行的。当时，清政府已经灭亡，社会进入剧烈变革的时代。袁世凯任大总统期间，为了缓解前门地区的交通拥堵状况，国民政府开始对前门实施改造工程。这件事由内务部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朱启梣主持。朱启梣采用德国设计师罗斯凯格尔的设计方案，对正阳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1920年来到北京时，正阳门的改造已经完成。这位美术史学家、哲学博士，通过对北京老城墙的考察，留下了一本对后人来说非常重的的史料书籍《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下了对当时刚刚改造后的前门的印象。
“瓮城城垣已经全部拆毁，原来封闭的空地变成开放的场地，雄阔的箭楼孑然屹立在着矩形场地的南端。……新平面规划的宗旨，在于疏通内外城之间的交通，由于在城墙两旁修建了两条直贯南北的平行道路，并使之从城门两侧新开辟的两个通道穿过，无疑使这一目的卓有成效的实现了。为此目的，牺牲了全部瓮城城垣，旧瓮城场地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从南面（包括昔日属于瓮城空地的颇大一块荒凉地段）观望，其景象则更令人扫兴。箭楼的情形也是如此，不仅如此，它还用一种与原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方式重新加以装饰。……在前门整个改造过程中，箭楼的改造确实是最令人痛心的，而且这种改建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和理由。”
在这次改造中，箭楼增设了混凝土仿汉白玉护栏，在其东西两侧增加了欧式浮雕，在一、二层添建了箭楼的弧形遮檐，抱厦两侧各增建了四个箭窗，将原来箭楼的箭窗数目从86孔变成了94孔。
对于罗斯凯尔在前门箭楼上做的手脚，后人反对之声不少。但也有另外一些声音表达出另外的看法。
出版了《如意》、《钟鼓楼》、《风过耳》、《四牌楼》等一批京味著作，并续写《红楼梦》后40回的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就撰文写道：
传统的北京也并不拒绝外来的事物，比如北海琼岛顶上的白塔，还有体量比它更粗大的西四白塔寺白塔，就绝非中国传统建筑，那是来自尼泊尔的阿尼哥主持设计建造的，不是早已和谐地融入了北京的城市画卷中，甚至成为亮点了吗？还有清末民初正阳门的改造，东边那座西洋式的火车站，因为在体量和色彩上努力与北京固有的建筑协调，在视觉上绝无“破相”的弊病；再如1916年正阳门箭楼的改建，当时请的是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Rothkeger）来主持，他并没有完全依照旧版拷贝，而是变通地加大了体量，增添了之字形阶梯，加了汉白玉护栏，还在楼窗上加了拱弧形罩檐，他还特别在下部侧面墙体上加添了一个巨大的水泥浮雕，那浮雕的样式是从西方文艺复兴建筑的语汇里演化来的，但他弄得与中国古典箭楼的固有风格非常协调，于是不但没有形成破坏，反而使其添彩，我们都知道从上世纪初就有种国产香烟叫“大前门”，那上面的图案从来不变，所画的前门箭楼虽然只是简单的线画，那下面斜壁上的浮雕总是要标识出来，这么多年过去，那浮雕再也不是什么外来的添加物，已经成了老北京的传统性符码了。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北京是完全可以拆旧建新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使新旧能在传统中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