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木版水印印制唐代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是业界首次尝试大尺寸的绢本画工作，整整花了一年多时间。(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徐庆儒工作照
齐白石晚年得意之作《红莲鸣蝉》
徐永哲
说到分别坐落于北京和上海的“荣宝斋”和“朵云轩”，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会陌生。这两家老字号的“木版水印”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作者的父亲徐庆儒先后供职于荣宝斋和朵云轩，见证了它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经典与辉煌。
——编者
学徒入行荣宝斋
我父亲名徐庆儒，原名徐庆，生于1916年，祖籍北京，出生于漷县一大家族。小学毕业后，没再升学。奉母亲之命于1933年春，进荣宝斋学徒，正儿八经磕头拜崔毓生先生为师。崔毓生与岳海亭、彭霭亭实为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的第二代传人。师傅辈以其精湛技艺印制过《七十二候笺》《翁同龢梅花四条屏》《王绍农折技花卉》《二十四节气封套》等。中国刻印诗笺、信笺的历史久远，清代尤盛，不仅品种繁多，而且精妙雅致，在社会高端阶层使用者众多。时至晚清民国间，仅琉璃厂一带，就有刻印经营者二十几家，而唯有荣宝斋技高一筹，卓尔不群，可谓名噪京城。溯源而上，则是第一代传人王月轩，京城有名的木印巨匠。据传，皇宫里的不少“印刷品”，均出自他手。光绪丙申年(1896年)，荣宝斋在井院胡同二号成立“荣宝斋帖套作”，不惜高薪聘请王月轩入主，并要求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以达极致。如同郑振铎先生1933年《访笺杂记》所言，“荣宝斋”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笺肆。仿古和新笺，他们都刻得不少……刻工较清秘阁为精。仿成亲王的拱花笺，尤为诸肆所见这一类笺的白眉。
木版水印，勾、刻、印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同样载入史册的还有京城雕版高手戴文斋、及其弟子冯华庭等。与父亲(1916—2003)同期先后学徒入行荣宝斋堪为师兄弟的有:王宗光先生(1917-1989，北京顺义人，1932年入荣宝斋);田永庆先生(1914-2006，北京通州人，1933年入荣宝斋);孙连旺先生(1923-1996，北京通州人，1938年入荣宝斋);张延州先生(1919-2001,河北衡水人，1934年入荣宝斋)。(这些人士最终成为业界继往开来的一代标杆。限于资料收集困难，可能有遗漏)旧时代，几乎任何行业，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传统行业的学徒生活是很艰苦，甚至是艰辛的(不少人中途放弃了)。严格，刻板，保守，工作量大，低报酬无报酬是通例。荣宝斋算是“好单位”就规定:一律穿大褂、布鞋、短平头，3年为一节。店方管食宿，每天吃两顿饭，没有休息日，半年可有1次探家。给师傅端茶倒水，盛饭递烟铺床都是必须，每天工作达16个小时，至少也要12个小时。有空只能在店里练习毛笔字，学画画，读唐诗宋词。旧时看似单纯枯燥的主张学习古典诗文，实质上也蕴含着对人格修养品德的塑造之义。“弗学何以行?弗思何以得?”他的师傅就挺有学问。那时候，刻印师徒也就十几个人，师傅都是手把手教，他说过，他很努力，有苦，也有乐。大有梁启超入万木堂，“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