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
1960年我参加复旦中文系集体项目《鲁迅评传》的编写工作，曾与两位学生王继权、盛钟健一起到北京进行专题访问，鲁迅夫人许广平当然在必访之列。许先生在家中热情接待，讲了许多鲁迅的生平事迹和日常生活，并解答了我们的一些提问，最后谈到鲁迅形象的描写问题，说现在很多画家总是将鲁迅画成横眉冷对的样子，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很有情趣的，你们要全面地理解鲁迅。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动，集体项目纷纷下马，我们的《鲁迅评传》也没有完成，但许广平这句话我却一直记在心里。
后来，继续研究鲁迅，深感许广平言之在理，鲁迅的确是一个兴趣广泛、丰富多彩的人物。他从小喜欢带画的书，还自己用荆州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描绘成册；他喜欢看社戏和迎神赛会，曾自告奋勇充当过鬼卒；他从小沉迷于百草园里的花草、动物，喜欢看《花镜》之类的书，在东京读书时，还在合租的“伍舍”里种花草，在杭州教书时又常常在假日上山采集植物，自制标本；他也重视体育运动，在南京读书时喜欢骑马，自号“戎马书生”，还敢于和善骑的旗人子弟比赛，到东京后又从师学习柔道。有些事，由于生活环境和身体条件的变化，不可能再做，但有些兴趣却是保持终生的，如搜集书画、碑帖和古物。
书画和器物的收藏，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习俗。鲁迅出身于士大夫家庭，从小受到感染，有此种雅兴并不奇怪，难得的是无论政治环境如何变化，他都能终身保持此种爱好，并用来推动文化发展。
收藏需要相当的经济实力。鲁迅小时候正值家道衰落，有段时间还常出入于当铺与药铺之间，即典当了衣物，拿钱去为父亲买药，当然没有余钱去买书画之类的藏品，但他从日本回来教书之后，虽然经济仍不宽裕，却已开始留意文物。最先搜罗的是乡邦文献和越中砖甓。1912年3月，鲁迅应蔡元培之招，参加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5月，随教育部迁至北京。北京有个地方叫琉璃厂，是有名的古董书画街，鲁迅常来此游览、选购，有时一日竟来两次。这里常有珍本书籍、名画古器，但是价钱很高，不是工薪阶级所能买得起的，所以鲁迅只能买些普通版本的书籍和铜镜、箭镞、古钱等小物件。1912年年终，鲁迅在结算书账后，于日记中写道：“审自五月至年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
这时，碑帖的价钱还没有被抬得太高，但鲁迅看出它在文化史上的价值。所以从1915年起，他开始较多地收购拓片。因为买的次数多了，店家有了货，也常派店员送上门来请他选购，朋友间也有互赠，鲁迅有时还要托人在碑石所在地雇工打拓。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后，虽然很快就遭到了“革命文学家”的围剿，后来又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从事革命文学运动，但收集碑帖的工作始终没有放弃。上海是个商场，此类拓片颇不易得。鲁迅只有托人在北京等地代购。直至逝世前不久，还不断收到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拓片。
鲁迅后期不但继续搜集汉唐碑帖，而且扩大范围，收了很多外国版画、插图之类。其中法国版画是请留学法国的季志仁、陈学昭收罗的，德国版画是请留学德国的徐诗荃寻找的，而其中珂勒惠支的版画则是通过史沫特莱向画家本人购买的，日本的浮世绘是通过内山完造、山本初枝、增田涉等日本友人搜集的，苏联版画则是通过在苏联教书的曹靖华用中国宣纸换来的，当然，还有一些是在上海书店或展览会上买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