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朝进入尾声之时，中医依然在这个国家的救死扶伤事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人们也知道，这些挂着“悬壶济世”牌子的大夫有着种种不靠谱。
当“拟生脉散”四个字，被杜钟骏忐忑不安地写在药方笺上时，在场所有人的面色都阴沉了下来。每个医生都知道，当药方上出现“生脉散”这味药时，就相当于宣判了患者死刑。尽管组成这味药的几种药材——人参、麦冬和五味子都是常见药物，却只有在患者六脉散微将绝、命悬一线时才会冒险一试，但往往也只是尽人事而已。
对杜钟骏和其他医生来说，1908年11月14日必将成为他们一生中最难忘也最恐惧的经历，因为躺在面前的是大清帝国名义上至高无上的君主——光绪皇帝。
此时，根据大夫的诊视，皇帝已经“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了”，甚至当杜钟骏用手按脉时，皇帝竟“瞿然惊寤，口目鼻忽然俱动”。
所有迹象都显示皇帝之病猝然突发，而且凶险至急。对给皇帝诊病的医生们来说，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与皇上的死亡撇清干系。
杜钟骏诊完脉面见内务府官员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只有在内务府官员的再三强迫下，杜钟骏才勉为其难地在药方上写下“拟生脉散”，让人用“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水煎灌服”。
自从三个月前入宫给皇帝和慈禧太后看病开始，杜钟骏就下定主意：皇上的病，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但伴君如伴虎，皇上的生死分分钟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
在大清朝进入尾声之时，中医依然在这个国家的救死扶伤事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人们也知道，这些挂着“悬壶济世”牌子的大夫却有着种种不靠谱的地方。无论如何对于朝廷而言，到了光绪弥留之际，还是要中医开一剂“拟生脉散”。
一位名医的诞生
这并非是杜钟骏第一次面临这种棘手的危难状况。早在30年前，他就遭遇过一次令他印象深刻的生死时刻。这一年杜只有26岁，但已经是扬州一位小有名气的“良医”。从20岁起，杜就在扬州弥勒庵桥之火星庙开业行医。那一次，他所诊治的是一名“头面赤肿，以致两目俱合”六脉沉细欲绝的濒临死亡之人，而病人家属找他过来，也并不希求能够起死回生，只是希望杜能给个准确的死期——毕竟家里棺材、烧纸都准备好了，总不能浪费。
但杜在按完脉后，却得出了一个让病人家属大为惊诧的结论，这个人的病有救，但必须要按照他开的方子来治。而他开出的药方更让病人全家大惊失色：病人明明“面红肿如火”，而他却开出了十全大补汤，还加上干姜、附子这样的大热大补之药。杜坚持己见，一副“爱用不用”的态度，病人家属终于屈服，当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姑且一试。
这是一场生死豪赌，但最终的结果如杜钟骏所预料的那样，药到病除。杜钟骏也因为这个起死回生的医案而声名大噪，就像晚清的许多医生同道一样，他开始踏足官场，为自己的行医事业更添上一顶功名的帽子。
1908年，他已经成为浙江巡抚冯汝骙幕中的节署文书，这是一个最接近权力中心的位置，晚清的很多督抚大员都是从幕宾文书起家一路直上的，但就在此时，他突然被冯保荐入京，为身罹重病的光绪皇帝治病。
从一开始，杜就把这个差事当成一份苦差，毫无为龙体把脉的荣耀感，反而更添了许多忧惧。为这样的非普通病人诊脉，要时时小心不要触碰忌讳：“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肝郁”和“肾亏”这种被忌讳提起的病名恰恰证明了早已流传坊间的宫中秘闻：从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皇帝就一直被皇太后幽禁，囚徒心境，自然很容易患上“肝郁”之病，而“肾亏”则暗示皇帝生殖能力有问题，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宫内外一直谣诼纷纷的“废帝另立”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