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四十周年的日子。从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年开始，每年的这一天，周总理的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都会自发聚集起来，举行朴素的纪念活动，至今已经39次。
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的侄子周尔均将军及夫人、中央电视台高级编导邓在军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讲述总理生前、身后感人故事，回忆周总理所讲“不要做八旗子弟”等教诲，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具有现实意义。
不为人知的周总理家祭
周总理的侄媳邓在军至今清晰地记得，总理逝世第二年，纪念活动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一个小过道里举行，面前只有一座周恩来总理的白色塑像，基座很矮。直到1982年年末，毛主席纪念堂开辟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革命业绩纪念室，家祭日才转移到了周恩来纪念室。
与伟人诞辰日国家组织的纪念活动不同，家祭日一直以来都低调进行。这与周家“做普通人”的家训和低调的处事风格相一致。很多人不知道，毛主席纪念堂的二楼有一间周恩来纪念室，百余平方米的展室内，正中摆放着周恩来塑像，四周陈列着历史照片和少量实物。家祭活动便在此举行。
今年的家祭日活动在下午举行，到场的包括周恩来总理的侄儿周尔均及夫人邓在军、侄女周秉德等亲属，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钱嘉东、马列等及亲属，以及得到邀请的相关人士。由于是40周年纪念，人数比往年要多，纪念室里显得有些拥挤。
除了在纪念室的吊唁，家祭日当天，亲属和相关人士在毛主席纪念堂的电影厅分享了一年来宣扬周恩来精神的活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到场再现了周恩来在北二外与学生们亲切交流的场景。
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参加家祭日的人中，直接接触过周恩来总理的人越来越少，但“二代”和“三代”多了起来。在纪念活动中看到年轻人越来越多，也是周恩来侄子周尔均最乐于见到的。
1982年出生的盖艳峰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但她也是“周恩来青年研习会”主创人员之一，这是一个完全民间、自发的组织，在网上论坛专门讨论学习周恩来精神。家祭日这天她获邀来到现场，见到周尔均等周恩来的亲人，让她激动不已。
周尔均想起一个“90后”女孩儿在参观了“你是这样的人——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珍品巡回展”后，在留言簿上写下的一段话：“何其有幸，让我通过大量的书籍、透过历史的长河去遇见你。即使在有你的年代不曾有我，但庆幸的是，在有我的年代，依然有你。”周恩来精神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周总理逝世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后，我们纪念总理，纪念他的什么？”带着问题，周尔均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
“七妈同意我在京参加伯伯的所有悼念活动，但这是特例。”
1976年元旦前后，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衰竭。由于保密的原因，外界并不知道总理的具体病情，周尔均和邓在军这些亲属也不例外。
1966年，“文革”刚开始，周总理对这场运动难以捉摸的灾难性是有心理准备的，为了避免牵连亲属，他向周尔均等亲属打招呼：这段时间就不要去西花厅了，并通过身边的秘书传达给亲属“约法三章”：“一条是，无论公事私事不能托他们办；第二条是，运动中要学会游泳，自己对自己负责；第三条是，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周尔均回忆说。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联系，周尔均幸运地有两三次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开会时见到总理，并在大会上聆听了总理的重要讲话。有一次是在入场前，他同总理面对面相遇，虽然是在公众场合，殷切思念伯伯的周尔均没有像往常那样闪避，向总理道了声，“伯伯好！”总理也作了亲切回应，当众伸出手来，紧紧地同他握了握手，没有说话。那正是“文革”中最混乱的时期，周尔均记得，极度疲惫的总理眼神中深藏忧思，又充满了对晚辈的关切之情。这是周尔均与总理最后一次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