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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隆庆六年九月(公元1572年)，首都北京发生了一件大冤案，这一冤案让二男一女被错杀。
这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服用媚药过多的隆庆帝，在三十六岁盛年时就驾崩了，十岁的万历帝即位。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登基，这当然是帝国最大的事情。按照帝制时代的礼法，新皇帝在第二年元旦才能改元用新年号。皇帝的丧事当然耗钱耗时，直到九月，庙号穆宗的隆庆帝灵柩才埋进昌平的帝陵里。这段时期京师的警戒级别会提高，帝制时代，同样的刑事案件，发生在平时和发生在特殊时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恰好这关键时期，九月十一日傍晚，一件恶性刑事案发生了。英宗的贵妃、宪宗的生母周太后的兄弟周寿，封庆云侯(今日海淀区苏家坨乡尚有周家坟，即是庆云侯家族坟地)，他的孙子周世臣靠祖荫官居锦衣卫带俸指挥——明朝时锦衣卫是拼爹大本营，功臣、外戚子弟多安插此处，文官体系他们进不去，那得靠科考。他老婆早死，没儿女在身边，和一个叫荷花的婢女同居在东城的一条小巷内，只有一个叫王奎的男仆负责开门锁门。那天天刚黑，几位强盗用斧头劈开门，进来抢劫。这周世臣毕竟是武官出身，也不含糊，拿着大棍子与盗贼对打，终于寡不敌众被杀，而荷花躲在屏风后面将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杀死周世臣后，盗贼抢走了150两银子，也许是做贼心虚，走得匆忙，既没有仔细搜查是否还留有活口，临了还遗落了几两银子。
待盗贼走远了，荷花捡起盗贼遗落的银两，跑到那天正好在自家休假的王奎，哭诉主人被杀的前后经过。
盗贼如此大动静杀人，自然有邻居报官。因皇帝新丧，内外戒严，指挥张国维奉兵部的命令巡视这一地段，听闻一位皇亲国戚被杀死在自己的辖区内，而盗贼早已逃之夭夭，其内心恐慌可想而知。于是，按照破案的常规思路，马上带兵去周世臣的仆人王奎家去了解情况。这时候，正碰上荷花在王奎家。而且巧的是，隔壁一个当屠夫的邻居卢锦来王家讨要赊给王奎的卖肉钱。那年月，草民怕官，看到外面有全副武装的军人往里面走，就吓得躲到床底下了。这下好了，张国维不但抓住了王奎、荷花，还把床底下的卢锦拖出来，一询问，原是个屠夫。
这下好了，重案得破了。一番刑讯逼供，三位小人物不得不承认：婢女荷花和屠夫卢锦通奸，并用财物买通了仆人王奎，一起将主人周世臣害死。周家的宗亲长老得知噩耗，前来探视，恰逢办案官吏抓捕三人不久，这几位长老也想当然地认为是年轻美貌的婢女勾结奸夫害死主人，便要求官府主持正义：主子待奴婢不薄，他们竟然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该碎尸万段!
有嫌疑人的口供，有当场起获的赃银，更重要的是还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群众意见。这一凶杀案就很快结案了，人犯被移交刑部审理。每次上堂，三位嫌疑人都大喊冤枉，说是被刑讯，不得不按照办案者的意图招供。但刑部侍郎翁大立先入为主，听信了办案的张国维等人的指控，坚持认为乃奴婢杀主，是大逆。指示具体审案的司官尽快以此结案，判三位凶手死刑。但郎官、主事等中、低级官员中，毕竟有不少专业人士，认为这样做太草率。一位郎中(司长)认为此案疑点多多。张国维等人甚至连死者的尸体也没有认证检验。究竟用什么杀死的?如何杀死的?诸多细节无法吻合。而且两位奴婢和一位熟人相勾结杀主人，何必劈开大门而入，又何必那样激烈的打斗。可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下，谁官大谁就真理在握。翁侍郎上书皇帝，大讲三位罪犯如何伤天害理。刚登基的万历帝还是小孩，当时首席内阁大学士是高拱，他也不可能认真调阅案卷，就拟旨批准了翁侍郎的上奏。有圣旨在手，自然就是“铁案”了，三人在万历四年被当街正法，相信官府说法的围观百姓无不对这三位奸夫淫妇、负恩恶仆被杀拍手称快。最搞笑的是，真正的凶手、那几位盗贼也混在围观执行死刑的群众中，私下里嘲笑官府的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