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官：明清州县官群像》，柏桦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直接治民而将朝廷政策落实到基层的是州县官员，有如“民之父母”，被称为“父母官”。在中国古代官僚群体中，“父母官”这个群体的政治地位虽然不高，但却身兼行政、财政、司法、教化等多重职任，把国家的统治直接施加在民众身上，其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所管辖地区百姓的生死荣辱。那么，中国古代民众是如何看待“父母官”的呢？他们又期待什么样的官吏呢？对于这些问题，我结合本人撰写《父母官：明清州县官群像》一书的所感所思，略作回答。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父母官”与民众的关系实质是统治与被统治的主从关系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里，民众没有权力，他们把自己的寄托交给为民做主的清官；清官俨然是庶民利益的代表。记得多年前有一部《七品芝麻官》历史戏剧，是以明代有名的清官徐九经的事迹为素材改编而成的，其中有句台词云：“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在当时曾轰动一时。有学者评价说，这种清官戏“分明透露出在专制政治面前的奴性心理。正是这种心理，构成了专制政治得以存在的重要的观念基础”。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官的主人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民众无权选择，统治者为民众设定的乃是“父母”——“为民做主，愚者觉之，弱者扶之，屈者伸之，危者援者，阙者完者，隐然一地方保障”。
按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父尽其慈，子全其孝，总的要求是子服从于父；但也有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父不慈子不孝的辩解。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要求“父母官”不仅应当“爱民”，而且要“教民”、“化民”，必须要顺应民情，导民为善，其根本在于“亲民”。这一个“亲”字，包罗万象，不但要求“父母官”尽到“父母”的职责，而且要求“父母官”能够尽心尽力地为民做些实事，真正与民众打成一片，民众也会爱之如“父母”，反之则会被人民视为仇雠。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父母官”虽号称“父母”，但却强调是“官”，而且明确他们的主人地位，这样便与民众构成了治人和被治人的政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官”与民众，既不可能是父子这种家庭伦理关系，又不可能是教师与学生的师生关系，而是一种官尊民卑，地位极为不平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主从关系。
中国古代民众将辛苦所得当作租税交给官府，养活一大批官吏，本来应该是这些官吏的“衣食父母”，但现实关系却掉了过来。于是，官吏对民众的役使、管制、惩罚和督催，成为理所当然而天经地义之事；民众对官吏政令的不满、指摘、反对和抗争，则成为有悖天理而不守本分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的“父母官”与人民的关系，则与现在所讲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有本质上的区别。
●古代民众没权利选择“父母官”，只能寄希望“父母官”是青天大老爷
既然中国古代民众没有权利选择“父母官”，就只能够寄希望于“父母官”是能为他们做主的青天大老爷。“父母官”众多，上者为贤能，下者为贪酷，而贤与酷中间还有许多类型。在历史上有法臣、饰臣、侵臣、谄臣、愚臣、乱臣、奸臣、态臣、篡臣、贼臣、功臣、顺臣、忠臣、谏臣、辅臣、贤臣、圣臣等区分，还有循吏、贤吏、能吏、良吏、贪吏、酷吏、佞吏、倖吏、奸吏、昏吏、庸吏等区别。这些类型的官员，仅要求君主在选用时予以注意，民众无法选择，只能够期待加于自己头上的“父母官”不是剥削他们的贪官污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