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国共和谈，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从延安前往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代表团其他成员有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陆定一、王若飞、吴玉章、邓颖超。我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行前往。
1946年春，国民政府决定还都南京。随着国民政府还都，中共代表团也于5月3日来到南京。同年11月13日，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的反对，由国民党一党包办，召开了伪国民大会，导致国共第二次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于11月18日撤离南京回到延安。中共代表团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时间虽然不长，总共将近一年，但有几件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是第一次坐飞机
我是1945年12月下旬乘飞机从延安去重庆的。
1945年12月16日，我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成员，一起从延安乘飞机飞往重庆，去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和平谈判，即历史上所称的“国共二次和谈”或称“重庆谈判”。代表团成员除周副主席外，还有叶剑英、吴玉章、秦邦宪、王若飞、邓颖超。到达机场后，周副主席的秘书龙潜发现有包重要文件放在办公室桌上忘了带，要我坐汽车回去取。等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杨家岭，拿上文件，又返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我的行李也被带走了。没赶上飞机只好留下，等待下一次飞机的到来。
一个星期后，也即12月下旬，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的班机回重庆，我和另外两个同志搭乘这架美国班机去了重庆。
我这是第一次坐飞机。没坐飞机以前，我曾羡慕坐过飞机的同志，总觉得坐飞机一定很好玩，可以在空中仰望蓝天，俯视大地，别有一番滋味。万万没想到，我头一次坐飞机，就受够了洋罪。一来我们坐的是一架美国小型运输机，机舱没有密封，更没有现代化的暖气，只有几个铁座位；二来我的棉大衣已经打在行李里边被上次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带走了，在杨家岭等待的这几天，借穿的是乔巨英同志的棉大衣，临行前我又还给了他。一上飞机，就感到有些冷。飞机升空后，经过秦岭时，机舱里就更冷了，冷得就像冰窖。我和另外那两个同志，只好瑟缩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根本没有心绪从窗口里去欣赏蓝天和大地，更不用说那变幻莫测的云层了。
飞机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在下午6时左右才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这时我们三个人都感冒了。
白市驿机场是美军的军事基地，下飞机后，没有人来接我们。我又带着两支驳壳枪，不便行动。三人经过商量，由我留下看守行李，其他两人去打电话和八路军驻重庆红岩办事处联系，请他们派汽车来机场接我们。
他们走后，我便一个人留在行李堆旁看守行李。这时，天又下起了毛毛雨。重庆本来电力不足，在毛毛细雨中，电灯就像个发着红光的小火球。我是头一次出门到大城市，又是在机场，人生地不熟，既不敢轻易走动，又怕国民党特务前来盘问，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我只好在濛濛的细雨中，忍饥受饿坐在行李上等啊等，一直等了有两个小时，那两个同志和来接我们的汽车才赶来。我们把行李放到车上，然后上车坐好后，汽车才开出白市驿机场，向重庆市区驶去。等我们到达中共代表团驻地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得知我们尚未吃饭，伙房管理员特地到街上给我们买了三碗阳春面(肉丝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