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处世态度超然：被贬黄州仍能写出千古名作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太守。第二年，政局初定，苏轼将城西北角一废旧之台修葺一新，政事之余，邀请同僚登台远眺，谈诗论文，抒发胸臆。其弟苏辙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为此台命名“超然”，并作《超然台赋》予以赞咏，引发苏轼《超然台记》横空出世，成就千古名篇。

中国历史与北宋现实的交接点，恰巧成为苏轼文学创作灵感的触发点。与其说《超然台记》是一篇建筑物的题记散文，还不如说是一篇人生哲学论文，一首从人生忧患中解脱出来的哲理诗。对读者来说，倘若在烦恼时沉吟此文，在痛苦中咀嚼其味，或许能获得“超然”的效果。人在社会上生活，难免会遇到挫折与失意，这时常常会想到遁世。由于生存条件的限制和人的社会属性的限制，隐逸山林，不食人间烟火，又是不现实的。从人生态度来说，隐逸遁世也是消极的、不可取的。苏轼的《超然台记》所开的人生解脱处方，就不主张隐逸遁世。他认为，只要善于观物，善于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其“可观”、“可乐”处，发现诗意，发现美感，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心灵的超然自适，变“散文化”的人生为“诗意”的人生。

苏轼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濡染，对儒、道、释等各家思想兼收并蓄。在他人生的每一个时期，都没有完全皈依哪一家思想，也没有彻底放弃哪一家思想。当然，正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他最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的正规教育，最先选择的也是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仕途。苏轼年仅十岁时学习《范滂传》，便“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二十一岁应科举试，曾向朝廷呈上五十六篇策论；二十二岁中进士进入仕途后，更是满怀“致君尧舜”的政治信念。但苏轼耿介正直的性格、敢于坚持自己主见的做法，使他的仕途充满了坎坷。屡遭贬谪之后，苏轼积极入世的热情不能不大大降温。他在《自题金山画像》诗中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寥寥数语，几十年的宦海浮沉，多少次的被贬外放，无边的苍凉，数不清的磨难，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