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丁聪、沈峻夫妇（赵蘅绘）
丁聪所绘“吴戈一岁半像”
◎本报记者/陈国华
首次回应“沈崇事件”
“你驳他，他驳你，没完没了。我一概不理”
2012年5月8日上午，60岁的香港文史学者许礼平携带从拍卖场得来的“沈崇法庭自白”手迹复印件，忐忑不安地来到北京城西边的一个餐馆。他等待的正是1948年发生在北平的“沈崇事件”当事人——漫画家丁聪的夫人、85岁的原外文出版社资深老编辑沈峻。
几十年来文化圈中悄悄地传说沈崇即是沈峻，但一直没有人正式访谈、核实过。许礼平心中自然知道其间的冒险和唐突，见到沈峻后先递上好友、出版人林道群转交的600元港币稿费，然后东一句西一句闲聊沈峻的家事。怎样开口呢？许礼平坐在餐桌边纠结万分，一个念头老是强烈地缠绕在脑子间：老太太85岁，再不问，怕会变成终生遗憾。
多年后许礼平向北京青年报记者坦承，那天向沈峻求证前，并没有预设几套方案，只能随机应变，先看看她见到此手迹有何反应。
“我出示这些材料的那一刻，的确有点紧张。”许礼平回述道，沈峻看到餐桌上摆放的当年自己手迹的彩色复印件，压低嗓门问，“哪里搞来的？给我的吗？”双眼泛着几乎觉察不出的淡淡泪光，面色为之一变，神情凝重而镇静。“看到沈峻如此反应，却让我放下了心头大石，确认沈崇真身后，其后的访谈都很顺利。”
事前做案头工作时，许礼平曾对“沈崇事件”有个小结：1946年12月24日晚发生在北平东单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强奸案，引发全国五十万学子和千百名教授的“冲冠一怒”，以一个19岁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的遭遇而影响大局，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抗议运动，最终加速国民党政权的收场。许礼平由此问沈峻，当时几十万学生示威游行，皆因你而起，你害怕吗？已有斑白发丝的沈峻答道：“不害怕，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
针对社会上、网络上的一些有关沈崇传言，譬如“从延安派来”、“制造事件”等等，许礼平问道：“当时跟共产党有联系吗？”沈峻回答：“没有，我当时十九岁，什么都不懂，我家的背景都是国民党的。”她进一步表示：“当年国民党贴出大字报小字报造谣，早已被当时的学生驳得体无完肤，很快就没有声音了。现在有些人，只不过重拾当年造谣者的牙慧而已……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国民党是统治者，控制着国家机器，如果我是八路，早就被抓起来了。”
许礼平建议不妨亲自写文章澄清，以正视听，沈峻高声说道：“不，我不理。你驳他，他驳你，没完没了。我一概不理。”
一席话说完，许礼平如释重负。“沈峻以当事人身份回答诸问题，坦白直率，解决了许多关键疑问，可以说是为历史定案。”因为顾及亮出录音机，会使沈峻说话有所保留，许礼平此次并没有带去录音设备，访谈结束后生怕有遗漏，他立即回到酒店房间，赶紧拿出采访本凭着记忆补记。
问及访谈后沈峻有没有什么叮嘱？许礼平回答说：“没有。她当时不一定知道我会写文章的，而我当时也不确定要写此文的。”他后来据记录稿写成《倾人之国的佳人——记沈崇自白》一文，刊发后引发广泛关注，读者们首次正式从报刊上获知“沈峻即沈崇”的信息，也知道了一位弱女子及所代表的学生群体在暴行之后的刚毅和团结。
文章发表后，许礼平托老友转呈给沈峻，没有听到她有什么不良反应。两人第二次见面时，老太太态度依旧和气，谈笑风生，讲了老友郁风诸多趣事。从过于晦暗的历史隧道寻觅而来，感受到一个存在于史书记载中、真真切切的普通人物，许礼平忍不住地一再感慨：“要问我对沈峻有何突出感受？那就是她性格爽朗大气，阳光充足，相处如沐春风。真是女中豪杰的典范。”
当然，也有一些相识、不相识的朋友批评或评估文章的发表，认为应该尊重隐私权。许礼平理解这些朋友的生气理由，认为隐私和史实平衡的问题确实值得探讨。但他执著地认定，如果等到沈峻大姐不在才发表的话，又会引来许多问号。他说：“拙文发表后，沈大姐的死党、闺蜜都觉得帮了大忙，有力反击了近年社会上诸种奇谈怪论。”沈峻好友董女士看了文章草稿后，希望早日发表，她郑重地拜托许礼平：“这是好事，现在还历史的真实比以后要好得多。”
被老友们竭力回避的忌讳
“被暴风雨冲刷，身上有一种坚硬的壳”
“陈（四益)文丁（聪)画”模式存在了二十五年，堪称读书界的一大奇迹。《瞭望》原副总编辑、杂文家陈四益与丁聪合作“亲密无间”，也与丁聪夫妇结下深厚的私交，无话不谈。友人从邮箱传来许礼平写“沈崇事件”的文章电子版，他就马上给沈峻打电话询问，只是想证实是否获得她本人的认可。
沈峻在电话中说：“他（指许礼平）做了很多准备，把那些材料都给我看了，比较客观，所以也就把事情同他谈了。”至今陈四益还记得沈峻平静的说话语气，他告诉北青报记者：“沈崇事件已是历史公案。沈峻看到某些文章很反感，与其不说、乱说，还不如客观去说会更好。那段悲惨遭遇，是她毕生之痛。有什么必要，又有什么权利，由另外一些人凭借一些不可靠的花边新闻去撕扯一个受难女子的灵魂。”他与沈峻相熟，但跟许多老友一样从未问过“沈崇事件”，“内心创伤的东西，何必揭它。”想不到此次被来自香港的学者捅破了。
翻译家杨宪益的大妹杨敏如1946年为学校老师，“沈崇事件”爆发后，持进步思想的学生都来找她发泄，房间里弥漫一种挥散不去的青春愤怒。小妹杨苡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借读毕业，曾经目睹南京抗议大游行的情景。很久以后杨宪益暗地里告诉她们，“沈峻就是沈崇”，叮嘱她们要对外保密，并说了一句：“这个女同志真了不起。”
“沈崇事件”之后，改名后的沈峻考取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老诗人邵燕祥的夫人谢文秀那几年也在复旦新闻系就读，她回忆说：“当时复旦女生不多，我知道她在复旦待过。为避免提及不愉快的往事，相识这么多年，我从来不问她复旦哪一年的？也绝口不提复旦。”
“文革”的混乱形势却造成“沈崇事件”信息外泄，对当时在对外文委工作的沈峻形成可怕的外力压迫。80岁的外文局老编审陈有升告诉记者：“外文局造反派战斗队乱七八糟，有派性斗争。有一天在大食堂突然贴出大字报，公开写沈峻的名字，说她是‘吉普女郎’，是非颠倒，要弄臭她，造她的谣，揭她的伤疤。”陈有升记得，当时食堂是“大字报海洋”，那张大字报贴在食堂角落里，一下子把“沈峻即沈崇”的信息公开，在场的人起哄特别多。
翻译家荒芜1972年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住在当时的学部文学所三楼上。女儿林玉描述说，通往楼顶阳台的门在我们屋里，父亲的老朋友和我的年轻朋友经常在大阳台聊天，有安全感。“有时我们说到沈崇事件，坊间传言很多，我妈还批评我们说‘妄议长辈’。历史事件对我而言太遥远，但我能切实感受到沈阿姨这一代女性，都是在特殊境遇中锤炼出来的，被暴风雨冲刷，身上有一种坚硬的壳。”
十几年前，有人采访五台山一尼姑，那尼姑冒名是“沈崇”。陈有升、吴寿松作为沈峻单位的老同事，看到文章后非常气愤，认为文章内容完全是“谬论”，他们各自给有关单位写信反映情况，未见回复，又接着给中央部门一位领导直接发信，直到有了初步处理意见。
几十年间老友们竭力回避这个忌讳的问题，生怕触及难言的伤痛。十多年前上海某报社一副总编去采访沈峻，事先有知情人劝他不要问“沈崇事件”，但副总编还是在最后时节提问了，沈峻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那已经成为过去了，不要提它了。”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却意外发现沈家后代是最后知道“沈崇案”人物信息的。沈峻大妹的儿子、外甥戴尹说：“沈崇事件知道很晚，家人没人说，小辈不知道，但隐隐约约地有感觉。大姨沈峻去世以后有报道，涉及沈崇，我爱人给我打电话，说‘好像说的是我姨’。真的是去世后才知道这么回事，以前跟我姨也没聊过。”戴尹把网上文章转给在美国工作的表哥、丁聪沈峻的独子丁小一，他也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戴尹办理沈峻后事时，外文局老干部处的人说：“你姨的名字是进入党史的，毛主席文章中提到此事。”
采访时下着小雨，云彩暗淡，戴尹眺望办公室的窗外，半天后说了一句：“沈崇案过去这么多年了，说说也无妨。”
困苦中的坚韧
“受点苦，没什么的”
抗战时成名的漫画家丁聪经历了多年战火磨难、颠沛流离之后，五十年代初有了安定工作，出任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画报》副总编辑，热情高涨地筹划编辑部事务。收集很多丁聪史料的学者李辉举例说，当时听闻出版人邵洵美因生计困难要卖掉设备，丁聪马上到上海找他，为新单位买下当年世界上最好的德国产印刷机器。
丁聪的妹妹丁薇是沈峻的大学同学，那一年丁薇从上海来北京游玩，沈峻来找她，也就顺便认识了丁聪。两人相恋后，老友、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欣喜地宣布：“你们年底结婚，我给你们办酒席……”1958年沈峻生下儿子丁小一，丁聪被划为右派，只得悄悄地在产房外看了小儿一眼就被发配北大荒。
林玉的父亲、翻译家荒芜也在外文局划为右派，同丁聪、吴祖光等坐一趟火车离开北京。林玉清晰记得那个苦涩的日子：“1958年3月11日他们离开的，在东郊火车站上车。”林玉的两个哥哥去车站送行，看见中直机关一千几百名右派分子带了行李在站台排队。多年后才知道，那天他们并没有走，而是在站台附近的一个大仓库里，头对头、脚对脚地住了三天，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听哥哥说，父亲他们在站台上还打招呼说笑，全然不知前景如何。后来监督劳动中的饥寒几乎要了他们的命，方才知道北大荒的厉害。”
林玉存有两张北大荒850农场的旧照片，是丁聪在北大荒“难友”杨崇道集藏的。照片上大家疲惫地站在夏收田地里，赤着上身，短裤残破，人人干瘦。林玉为老辈心疼地叹了一口气：“这张照片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给人看。”而另一张四人合影照片中，唯有丁聪一人还坚守斯文模样，穿着短上衣和长裤。杨崇道告诉林玉：“其实丁聪没坚持多久也不行了，衣服破了也一样没得穿。”
1962年丁聪摘下右派帽子，返回北京，与妻儿团聚没几年，“文革”中再遭冲击，又被下放干校。戴尹从小就随着外婆住在大姨沈峻家，与表哥丁小一一起长大。说起“文革”的家庭遭遇，他自然最忘不掉的是外婆的呵护和从容、大姨夫大姨困苦中的坚韧：“大姨那时说，丁聪1957年提意见被划右派，家中有亲戚在台湾，我们家是标准的黑五类。外婆是林则徐家族的后人，对我们哥俩很疼爱，她见过大世面，风雨中真是淡定。”那时丁家住在西城区祖家街的两小间平房，先后有三四拨红卫兵来抄家，砸掉丁聪爱听的老唱片，拿走丁聪收藏多年的心爱画册。“十几个红卫兵很凶，外婆没有吓坏，护着我们坐在那里不说话。她担心我们害怕，等红卫兵走后就安静地收拾乱成一片的房间，正常做饭菜。身在外地的大姨大姨夫操心北京家中情况，托人带信寄信，信件都得敞口，不能沾胶水。后来他们穿着打满补丁的旧衣服回北京探亲，看看我们小哥俩儿不缺胳膊不缺腿就很高兴。”
丁聪后来转去文化部大兴黄村干校劳动，在猪场当饲养员。在同辈人的回忆文章中，多写到丁聪与造反派的艰难周旋和种种挨斗的不堪，但在戴尹的小时记忆中，浮现出来的大姨夫却是一个乐呵呵、尽责的老猪倌形象。“我和表哥去过猪场，见到姨夫穿着旧棉袄，脚上是一双大雨鞋，胳膊套上套袖，吃力地把一大桶猪食倒进槽里。他整个打扮像农村老大爷，见人爱笑，同事们都叫他‘小丁’。”丁聪坐在简陋的大通铺上发愁地嘟囔着，‘没吃的没吃的……’他设法从食堂找出一把猪油渣，分给两个饥肠辘辘的小孩咀嚼。
“文革”中每逢美术界开批斗大会，丁聪从来是陪斗的边缘人物，变得谨小慎微。1974年他总算从文化部干校回城，在东四八条参加一个月的文化部过渡学习班。美术馆老同事洪天珉对丁聪的缄默不语印象最深：“那一个月就是学文件念社论谈感受，从稻田劳动回来，我们小辈的还很兴奋，从早说到晚。而丁聪他们思想包袱相对沉重，发言极少，别人催促，他就说，‘你们先说，你们先说。’”
丁聪和郁风等被发落到美术馆，闲挂在那里。洪天珉愤懑地说：“丁聪斜背一个黑色帆布的长带书包上下班，与业务游离。当年美术馆领导热衷于搞政治运动，不去很好发挥丁聪他们的作用，对他们才华的忽视至今都不能原谅。”
“文革”中丁聪沈峻很少同孩子们聊到政治，1978年右派帽子摘掉后，两代人终于可以敞开心扉说几句。20岁的戴尹提及当年划右派的情形，对丁聪说：“您太敢说真话，必然会出问题……”丁聪认真地说：“都不说，那怎么行？”然后，他缓慢地补充道：“我们也是为了国家好，才提点意见。受点苦，没什么的。”
时至今日，戴尹自然理解丁聪的一片苦心。他沉吟一会儿说：“那时节，这些家长生怕因为他们这些年不公平的遭遇，担心我们想不开，反而做我们的思想工作。”
邻家闺女“婚礼上死死地抱着沈妈妈不放手”
1978年初春，经胡耀邦特批，原外文出版社老领导刘尊棋列入改正右派的第一批名单。刘尊棋把平反书原件寄来，一下子触动北大荒难友们。林玉陪着父亲荒芜专程去大慧寺丁聪家，谈的就是平反右派之事。“大慧寺丁聪家房间不大，床、桌是小号的、折叠的，书很多，我们要侧着身子走进去。沈峻阿姨穿着朴素，热情倒了水，‘荒芜来了，快坐，等着你了……’她随后坐在钢丝床上一边叠衣服一边搭话，他们议论说，只要刘尊棋一动，剩下的就都有希望了。”林玉记得丁聪与父亲说话声音很小，特意压低嗓子，不想让孩子们听到。
当时煎熬的日子刚刚过去，每个家庭都有难题要解决，家人分散在四面八方，相互问的最多是“孩子调回来否？”林玉觉得自己的爸妈一直不舒展，相反她感觉丁聪一家特别爱笑。北屋住着沈峻九十多岁的老妈妈，戴老花镜看《参考消息》，脸上笑眯眯的。丁聪走过来打趣说：“我们家老太太的长寿秘诀，就是爱吃大肥肉。”
同在一个编辑部工作的美术编辑吴寿松是沈峻的福州老乡，做了十几年的邻居，家门是随时打开而入，两家老妈妈亲热地说家乡话，一块出去买菜。吴寿松说到比邻而居的趣事：“我们两家不少家具相同，譬如有一回在海淀双榆树办广东展销会，我看中一个防火的铁具书桌，买回来后丁聪一看很喜欢，马上跑过去也买了一个。”
“四人帮”垮台后开第一次的全国政协会议，三十年代相熟的上海文艺界老朋友张瑞芳、秦怡、张乐平等住友谊宾馆，他们相约来到丁聪家做客。吴寿松忘不了那天难得的热闹景象：“浩劫过后重逢，他们有说不完的话。丁聪家空间小，就借我们家摆桌子请客，沈峻炒了一桌子菜。我爱人还让张乐平画了一张三毛像，丁聪在一旁乐呵呵地说笑。”
1974年吴寿松二女儿吴戈出生，给两家人带来不尽的欢愉。一岁多后，吴戈会叫“沈妈妈”，因口齿不清，把丁聪叫成“自己伯伯”，至此称呼一直未变。她一醒来就会习惯性地推门而进，丁聪在桌上绘画，她趴在小方桌上乱画，丁聪创作时爱吃几粒花生米，她也在旁边蹭吃。一岁半时，丁聪为她画了一张速写，突出一对黑亮的眼睛和冲天的小辫子，稚气十足。上幼儿园后，沈峻常带她去外文局澡堂洗浴，小姑娘回家后画出浴室场景，并在人物旁边标明是哪位阿姨，以致以后一听说小吴戈要来，浴室的阿姨们要慌乱、开心地做出各种“躲避状”。
长大了，吴戈明白了“自己伯伯”和沈妈妈对自己的深远影响。她考上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并爱上一位画漫画的男生。2002年办婚礼时，沈峻突然拿出丁聪绘的“吴戈一岁半像”和吴戈画的“浴室图”，给来宾们讲了两幅画的背后趣事，丁聪高兴地补充几句，博得众人一片欢笑声。新娘吴戈捧着这两件“万万想不到”的别致礼物，死死地抱着沈妈妈不放手，泪花夺眶而出。
忆及当时的那一幕，吴戈噙着泪告诉记者：“我没想到的是，他们把我画的‘浴室图’装在画框中，丁聪画我的那幅作品倒没有装裱。”
丁聪病逝后，三联出了一版纪念集。2011年2月初春，沈峻特意送去一本，并在扉页上写着：“吴戈好闺女：‘自己伯伯’在想你呢，看看这本书，就会觉得好像还和他在一起。回忆你小时候的日子，真是非常美好。沈妈妈。”这种亲昵的家人语气，唤醒小时淘气、被溺爱的情景。沈妈妈此前一段不经意说出的话也让吴戈长记不忘：“你小时内向，像个小木头人，拿到我们家后老逗着玩，性情才变得活泼。”
与吴戈充满温情的讲述不同，住在大慧寺宿舍区的老同事陈有升则有另外一个角度的回忆，他形容改革开放以后沈峻作风泼辣，做事认真，对编辑工作焕发很高的热情。他说：“有一次沈峻到西双版纳，在当地物色一位年轻作者写书稿，交上朋友，最后借他到北京改稿，给他找旅馆，细心安排吃住。那本书稿是国内较早对外介绍西双版纳的风光民俗，质量非常高。”
后来，北京出版社与外文局合作编辑一套旅游丛书，组织专家深入各景点探访。“沈峻具有老大姐的风范，工作上很有一套，有魄力。她跟专家们沟通得好，路途辛苦，在车上爱说话，大家都喜欢她开朗的性格。当年的古迹都很破旧，沈大姐每到一个地方就拍照，留下不少珍贵的史料照片。”陈有升还记得沈峻爬上承德外八庙的场景，满头大汗，拍照后还把专家现场的讲述要点记在小本上。
陈有升忍不住地赞叹道：沈大姐工作踏实，把退休前的每一天工作都安排得满满的、好好的。
老友们
“像是活在《世说新语》之间”
八十年代中期，搬家至昌运宫高楼，沈峻退休，丁家开始新的一轮生活模式。林玉闻讯去探望新居，正见老两口为装修厨房一事争执。“沈阿姨穿着蓝色的衣服，双手叉腰，站在门框边与工头交涉，丁聪在那一头偷乐。老两口讲到不合意之处，丁聪总是说，‘不管不管，你定你定。’”
很快各类书籍在新居中又是铺天盖地，书房只留二尺路，夫妻俩狭路相逢，互相礼让地说“请请请”。陈四益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丁聪得胰腺炎，为了调动看病积极性，沈峻投其所好，每次看病之后就陪他逛书店，后来病好了少去书店，丁聪告状说：“侬为了不给我买书，连病也不让我看了。”电话中沈峻说起来大感冤屈。
邵燕祥格外欣赏爱书人“坐拥书城”的情致：“丁聪特别爱买书，只要一进城总是到三联书店，说照顾范用老板的生意，过了九十岁还买书。”邵燕祥夫人谢文秀介绍说，丁聪买书成灾，自己的一套房间堆满了书，走路也困难，后来连饭桌也挨不上，只好从隔壁租了一屋继续装书，时间长了，干脆就买下那一套房子。
丁聪的血压血脂血糖均超标，迫使“家长”沈峻对他的饮食严格管控。丁聪时常跟朋友埋怨：“家长把我当兔子管。”外甥戴尹来了，丁聪总会说这么几句：“你可来了，你姨不让我吃肉，管得厉害……”“你来了，我们去外面吃饭吧。”“戴尹，你要天天来……”
邵燕祥形容丁聪是“胎里荤”，天生爱食肉，对蔬菜水果没兴趣。有一回从衡山开会回来，途经长沙，在一家小吃店吃早餐，点的是猪油热干面，再加一个荷包蛋。谢文秀告他是荤油做的，丁聪连连说：“好吃好吃。”吃完后，丁聪坐在小板凳上发表感想：“要是我每天早上都这么吃，余愿足矣。”
丁聪九十岁时，有记者上门采访，报上刊文时丁聪是这么回答“长寿秘袂”：“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聊天。”谢文秀问采访内情，沈峻哈哈大笑道：“丁聪还说是‘不吃水果不吃蔬菜不锻炼’，人家记者都给删了。”
“丁聪身子胖，不好动，沈峻知道不动不行，丁聪八十岁之前尽量不打车，多坐公交车，让他活动。”谢文秀描述道，有时坐公交车，丁聪面有难色，沈峻很严肃地说，“坐车。”但丁聪八十岁以后，沈峻觉得不能那么硬锻炼，出门才打出租车。
有一次邵燕祥穿着一件羊绒衣服，是在虎坊桥鄂尔多斯展销会上几百元买的。沈峻看到后说：“打死了丁聪也不会买，丁聪爱逛早市，二三十元即可。”谢文秀感叹道，丁聪年轻时独立生活，沈峻靠自己的工资把三个妹妹带大，他们早期家庭生活一直不宽裕，习惯过节俭日子。
晚年丁聪偏喜南方口味，邵燕祥称他的味觉记忆犹新。有一次邵燕祥在奉化买到薄薄的海苔饼，丁聪吃后勾起他的童年回忆，觉得特别好吃，他让上海的妹妹去买。邵燕祥刚好去上海开会，妹夫骑车送来，带回后丁聪吃一口就说不对口味。后来又托人带来，丁聪还说不对，坐在一旁惆怅许久。
邵燕祥最想念的就是老朋友们在思想解放岁月的相聚情景：“杨宪益、丁聪、吴祖光、黄苗子、郁风等劫后余生的老友谈文说艺，谈今说古，爱开玩笑。这些年龄相仿的朋友，像是活在《世说新语》之间。”邵燕祥说丁聪待人和善，但也有爱憎分明的时刻。有一次赴朋友宴席，见一位“喜揭发”的品行恶劣的画家同桌，不到几分钟，范用站起来先走，丁聪两口子也起身离席而去。李辉回忆道，丁聪很少说别人不好，但是讨厌政治风雨中表现不好的人，政协小组会一有生平厌恶的人到场，他都请假不去。
陈四益谈及一件伤感往事，事情很小，但也令丁聪黯然神伤。八十年代初期，有一老朋友官至副部长，问丁聪有什么困难？答说住房，老朋友说：“那你画一个吧。”丁聪听了生闷气，以后再也不提这位老友。
悼文
“小丁老头：我推了你一辈子，也算尽到我的职责了”
陈四益最早想找配图的画家时，一开始找的是华君武，但华君武觉得自己对古代服饰器物不熟悉，转而介绍丁聪。陈四益感慨二十五年的亲密合作：“与丁先生在很多问题上有默契，他画出来的我都觉得很好，没有一张是作废的，他爱说一句话，‘总归画得出来的。’”沈峻从单位带回来切下来的道林纸边角料，丁聪用铅笔打稿，钢笔勾描，干了以后把铅笔全部擦去。
九十年代中期，丁聪不慎摔倒两次，加重病情。有一次他自己还想绘画，但画得两个部分对不起来，沈峻说：“看起来不能画了。”陈四益亲眼见到这个辛酸的场面：把《陈文丁画》样书送到家里，异常消瘦的丁聪竟不能认得自己的画作，说：“这个画家画得真好。”沈峻说：“他画得好，你是不是应该向他学习啊？”丁聪一字一字地说：“我不行了……”又接着一句：“来不及了……”
丁聪病情几经反复，最后呈现老年痴呆的症状。七十多岁的沈峻每天骑车到医院照顾，在西三环拥挤的辅路上骑行。有一天从河边小路突然冲出一辆小轿车撞倒沈峻，李辉形容说，“沈峻在空中转了一个圈，幸亏跌下来时脚先落地”。
看到诚惶诚恐的司机，沈峻反倒安慰他说：我有医保，不会讹你。可家有病人，不能离人。现在我既不能住院，又无法骑车。从今天起，你每天要来接我到医院，做过治疗，再把我送回去，直到我自己可以行动。司机听说不要赔偿，喜出望外，千恩万谢，接送半个月后沈峻就拄杖能行。沈峻跟陈四益说这些过程时极为平静，似乎在说别人的事。
2009年5月，93岁的丁聪内脏器官衰竭，一个月脑子没清醒，没说一句话。众老友要来探望，沈峻婉拒：“丁聪一辈子都被别人折腾，但是他最不愿意做的是折腾别人，他不想天气那么热，让大家受罪。”5月26日一早沈峻在病房中告外甥戴尹：“姨夫不行了，你别离开……”九点多，无助地说一句：“也只能到中午了……”十一点多时她哽咽地说：“没办法的事……”
丁聪去世的当天，沈峻用钢笔写了一页悼文，开头写道：“小丁老头：我推了你一辈子，也算尽到我的职责了。现在我已不能再往前推你了，只能靠你自己了，希望你一路走好。”戴尹回忆说：“大姨给我看了，非常感动。我想，人老了，一个人先离开了，‘相濡以沫’，就是这样的。”送别时只有几位家人，沈峻反对穿寿衣，让丁聪身着生前喜欢的灰色绒衣，戴帽子。沈峻把悼文放在上衣左口袋，右口袋放进牙签两根、爱吃的六七粒油炸花生米。戴尹说：“医院太平间很小，突然发现摆放主管文化的中央领导送的花圈，我都不知道何时送来的。”
沈峻说：“丁聪是快乐人，放哀乐他也不爱听，也未必高兴，我们就陪着，静静地呆一会儿。”没有放哀乐，静谧无声。戴尹回顾那一悲怆的时刻：大姨没有再说话，就是不停地掉眼泪。
沈峻晚年
“生活始于85岁”
丁聪去世后，沈峻去美国儿子处休息一段时间，缓缓地回复状态。回国后，整理丁聪的遗稿、藏书。此时她突然大病一场，急送医院抢救。李辉告诉记者：“急救时要止住出血，要用不同的药互相冲，医生说看她能不能挺过来？儿子正往国内赶。结果第二天醒过来，儿子也赶回来。没多久沈峻又能上街骑自行车了。”
2010年在上海枫泾丁聪塑像揭幕仪式上，沈峻以她惯有的风趣口吻说到自己的险情：“前一段时间我生了一场大病，差一点去见丁聪了，丁聪生前说我管他太多，管了他一辈子。这次我要去见他，他对我说，我刚自由了一段时间，你就又要来管我了，不行，快回去吧，让我再自由几年吧。所以我又回到阳界。”
丁聪不爱旅游，两口子很少出游，去世以后沈峻才开始出门漫游，曾去了两趟东北亚布力雪场，穿上滑雪服留影。回来后她把滑雪的照片寄赠给新老朋友，照片下留有一行字：“生活始于85岁。”
沈峻的曾祖父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曾祖母是林则徐的女儿。她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想去曾祖父任职过的台湾看看，但没想到发现肠癌，进展比较快。肠癌手术是在家附近的466医院做的，主刀的张副院长是白求恩医科大学高材生，做手术非常成功。但不料手术后出现胃大出血和心梗，几天之内没醒过来。治心梗的小泵扎在静脉里，打了好几天。紧张的大夫们说，得靠她自己顶下来。醒来后沈峻问，守在一旁的戴尹说：“很严重，现在好了。”她说：“似乎做梦，觉得自己轻飘飘的，自己又死过一回。”
肠癌手术后生活照常，第三年体检发现肺部有癌症，在304医院做靶向治疗效果不明显，最后又转回熟悉的466医院。儿子丁小一回国在医院照料半年，沈峻想吃牛尾，想吃上海菜，丁小一有时不知去哪买，就打电话问戴尹。戴尹形容这位表哥天性开朗，与丁聪小时的照片一模一样，基因到位，个子比丁聪高。“他在美国做网络，工作很忙，沈峻老赶他回去。”
沈峻照例反对朋友们来探望：“绝对不要你们来，看见你们我还累得慌。等到能见了，我告诉你们。”“不要来，我还要跟你们说话，说不动了……”陈四益在电话中渐渐听出沈峻气力的虚弱，也钦佩她对病魔的抗争毅力：“开头她还说发病的位置，介绍什么药能治，积极配合大夫治疗。找到一些偏方，她听说后也去试一试。”
单位劝说住院可住得好一点，可以报销。戴尹说：“我大姨不干，说为什么要那么浪费？住的是三人一屋的病房，她爱跟病友聊天，说笑话，给病友分饺子，有的病友出院后还特意来看她。”
沈峻咳嗽越来越厉害，时见咳血，身体日益消瘦。戴尹回忆说：“那时大姨跟我说得最多是，这一辈子过来了，干了一点事。在那个年代受冲击，人生起起伏伏，也没什么。”她叮嘱戴尹，你姨夫的画都是文化传承，你们不要拿去卖钱，“生意的事，我们不做”。
让戴尹没想到的是，大姨病危时罕见地谈到福州沈葆桢大家族的很多往事，说了家族事情的来龙去脉。去世以后戴尹整理家中抽屉，发现放着一册繁体字版的沈家家谱，沈峻是以小孩时的名字列入。
2014年12月11日晚，87岁的沈峻离世。昏迷前她叮嘱戴尹：“我喜欢简简单单，你一定把身后事办好。”离别时，只有戴尹和一位表妹在场，大姨身着最喜欢的蓝夹克衣服，套着一条红围脖，几丛平平常常的鲜花陪伴着她。
墓志铭
“他们用纯真来对待一切，无亏于己，无亏于人”
上海金山区枫泾镇，是丁聪的祖居老家。镇政府发展旅游办公室主任丁四云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丁聪14岁时曾跟随父亲、名震上海滩的漫画家丁悚回来一次，当时祖宅已被毁掉。近几年根据丁悚先生一段记述丁家五百年的文字记载，镇政府正在复建丁家祖居，今年土建部分已经完成。
对于久违的家乡，丁聪始终有一份深深的隐痛。“文革”中丁悚老先生病逝，正在干校劳动的丁聪竟未获批准，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2001年84岁的丁聪随吉林卫视《回家》剧组，第一次来到枫泾公墓寻找父亲的墓地。陪同而来的李辉述说道：“公墓很大，我们分头找，终于找到老墓碑。丁聪在墓碑前下跪，想起许多不堪的往事，号啕大哭，根本收不住。他哭着喊着，‘我父亲走了，我没有家了……’沈峻在一旁安慰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与丁聪相识二十多年，从来没见过他这么伤心哭过……”
2003年枫泾建起漫画馆，丁聪亲自来剪彩，非常开心。后来“小丁书屋”完工，丁聪送来自己三分之一的藏书。
丁聪去世后，立起他的塑像，他因一次手术留下的骨关节被埋在文化园里。塑像落成仪式上，一位美国学者给沈峻带来丁聪画的抗战漫画材料，是美国政府部门的档案复印件。陈四益对此唏嘘而叹：“当年丁聪在成都与美军合作，对日军进行心理宣传战，画了很多揭露日军残暴、瓦解日军士气的漫画作品，印成传单，广为散发。但到了五十年代，这段历史却因既无人证又无物证，成了他的一个无法解脱的历史包袱。丁聪要求入党，但因这段历史找不到证明人被搁置。党组织表示，可以先批准，但若以后发现问题，由他自己负责。丁聪叹道，我到哪里去找那些美国人？就是找到了，帝国主义分子的证明能取信吗？不久到来的‘反右’和以后的历次运动，这件事都作为‘历史问题’令他反复挨整。”
沈峻去世后，她的骨灰撒到丁聪塑像园里，与丁聪永远相伴在一起。病逝前半年，沈峻悄悄地把自拟的“墓志铭”寄给丁四云，再三叮嘱道：“先写给你，你不能让人看。”现在这段奇特、风趣而富有哲理的墓志铭已镌刻在墓碑上，每每让默诵的人们在此驻足长留，心中不由一震：
这里住着一对被他们朋友们一致认为非常恩爱、令人羡慕的夫妻（丁聪和沈峻）。其实他们从未恩过也未爱过，只是平平淡淡地度过了坎坷的一生，就像白开水一样，一点味道也没有，但却充满了人生不可缺少的恩爱元素。这也许应了一句话：平平淡淡才是真。不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他们都用纯真来对待一切，无亏于己，无亏于人。如果你们一定要问，如何才能做到恩爱夫妻白头到老？让我告诉你们，诀窍是：不要企图改变对方，让对方做他喜欢做的事，包容宽大。每天向对方微笑几次，摸摸他的脸，揉揉他的手，或说一些貌似批评实为表扬的话。如有矛盾则用幽默来化解，千万不可大声对抗。如此而已，是不是很简单！
悍妻沈峻生前书2014年5月26日
注：丁聪到处宣传他老婆凶悍，真正凶悍的人会容忍整天被人宣传她凶悍吗？
“悍妻沈峻”把家中的钥匙留给戴尹，最后嘱咐把家中的藏书捐给枫泾镇。戴尹说，家中现在还保留原状，尘土覆盖，待枫泾祖居土建项目完工，年内将打开房门，把书籍打包，一箱箱运往“心目中的最后故乡”。
作为邻家“兄妹”，丁小一和吴戈曾结伴去一趟枫泾，看到房间内复原的摆设，仿佛“时空穿越”。吴戈喃喃而语：“‘自己伯伯’、沈妈妈的家就是这样，旧家具旧书柜，木书桌黑砚台，沙发还是黄苗子送的，蓝印花布铺在小茶几上……”天空湛蓝得出奇，一簇簇白云自由地飘落，树梢上的燕子叽叽喳喳地低语不停。丁小一感伤地说：“现在只剩我们俩了。”
标题题写/邵燕祥
